第1162章 大唐双龙传(完)
永徽十年,洛阳,环境署。
郑明远已经六十二岁了,仍精神矍铄,每日卯时准时出现在衙署。
十年过去,环境署从一个草创新设的部门,成长为拥有两千余名官吏、数万名技术员、遍布全国的庞大机构。
他面前摆着一份刚刚统计出来的《永徽十年全国环境质量报告》。
洛阳、长安、成都、广州等主要城市的空气质量,较永徽元年均有改善。
全国主要河流中,重度污染河段占比从永徽元年的三成,下降至不足一成。洛河、渭水、长江中下游、珠江,均已恢复至可游泳、可养鱼的水质标准。
矿山复垦面积,十年累计达三千万亩。曾经寸草不生的矿渣山,如今已被绿树青草覆盖。一些地方甚至发展起了生态农业,在复垦土地上种植果树、药材,收益可观。
全国铁路、官道两侧,累计植树二十亿株。从洛阳到碎叶的万里铁道线,两侧已形成绵延不绝的绿色长廊。
此外,环境署还做了一件大事:推动朝廷颁布《清洁生产促进法》,强制要求新建工厂必须同步建设环保设施,老厂限期改造。违者罚金逐年递增,直至关停。
十年间,因污染严重且拒不整改而被关停的工厂,累计一千二百家。因环境违法而被查处的官员,累计三百余人。
郑明远知道,这些数字背后,是无数人的骂声、哭声、甚至威胁声。但他更知道,十年后的帝国,比十年前更适合人居。
这就够了。
…………
永徽十五年,西域,疏勒城。
裴怀仁站在疏勒城头,望着城下熙熙攘攘的人群。
十五年前,他受命出任民族协调司首任司正,带着一纸诏书和一腔热血,开始了漫长的边疆协调生涯。
十五年过去,他已经六十三岁,满头白发,但精神依旧矍铄。民族协调司也从当初的几十人,发展为拥有三千余名官吏、分驻全国各地的庞大机构。
这些年,他跑遍了帝国的每一个角落:西域的绿洲、漠北的草原、西南的群山、南洋的岛屿。他见过归化民的眼泪,听过羁縻民的怒吼,甚至与工役营里的“贱民”有过短暂的交流——尽管那是皇城司严密监视下的特许。
十五年,变化是显而易见的。
永徽元年的归化民,约六亿五千万人。永徽十五年,归化民人口增至八亿两千万。增长的主要来源一是羁縻民抬籍,二是归化民的自然繁衍,三是少数工役族通过特殊贡献获得抬籍。
十五年间,累计有一千二百万羁縻民成功“抬籍”为归化民。这些人大都是在帝国服役满十五年、无违法记录、且能熟练使用华语的“模范羁縻民”。他们抬籍后,获得了与归化民同等的权利:可以自由迁徙、自由择业、购买土地、与华族通婚(需符合新《通婚条例》)、子女可入学接受华文教育。
归化民中,也涌现出一批杰出人物:有在西域都护府担任六品官职的粟特人,有在格物天工院参与科研的波斯后裔,有在商界叱咤风云的突厥商贾。他们虽然仍不能进入帝国最高权力核心,但至少,他们有了向上攀爬的梯子。
永徽元年的羁縻民,约三亿八千万人。永徽十五年,羁縻民人口降至三亿两千万。减少的主要原因,是一千二百万最优秀者抬籍为归化民,另有数百万人因叛乱、犯罪等原因被削为工役族。自然增长被这两项抵消。
羁縻民的生活,比十五年前有所改善,但改善有限。他们依然被禁锢在保留地内,依然不能自由迁徙,依然不能与华族通婚,依然不能拥有武器。但至少,他们有了申诉的渠道:民族协调司的专员定期巡视,受理他们的投诉;一些欺压羁縻民的华族官员、商贾,确实受到了惩处。
裴怀仁推动的最重要的一项政策,是在羁縻区推行“双语教育”:所有羁縻民儿童,必须接受华语教育,同时允许保留本族语言。学成之后,可以选择在帝国境内任何地方就业——但前提是,必须脱籍为归化民。
裴怀仁很清楚:当所有羁縻民儿童都会说华语、写汉字、认同帝国价值观时,所谓的“羁縻”,就只剩下一个名号了。
永徽元年的工役族,约一亿六千万人。永徽十五年,工役族人口增至一亿八千万。增长的主要来源,是新增的罪犯、战俘,以及部份叛乱失败的羁縻民。
十五年间,累计有约五十万工役族因“特殊贡献”获得抬籍——或是在矿山救人有功,或是在边疆战斗中表现英勇,或是献出重要技术发明。五十万,相对于一亿八千万的总数,微不足道。但至少,它证明了一条路是存在的——虽然极其狭窄。
更重要的变化,是工役族内部的“层级化”。永徽五年,裴怀仁推动出台了《工役营管理细则》,将工役族分为三等:
上等工役:表现良好、无违规记录者,可从事技术性劳动,如操作机器、维修设备。生活条件相对较好,每七日可休息一日,家属可同营居住。
中等工役:普通劳动者,从事采矿、伐木、筑路等重体力劳动。生活条件一般,每日劳动五个时辰,每月可休息两日。
下等工役:违规者、反抗者、危险分子,从事最艰苦的劳役,如井下采矿、极地筑路。生活条件恶劣,每日劳动九个时辰,无休息日。
工役族可通过劳动表现,逐年提升等级。上等工役若连续三年表现优异,可申请“特殊贡献考核”,通过后抬籍为羁縻民。
这套制度,也确实起到了分化瓦解的作用。叛乱、逃亡事件较永徽元年前下降了七成。
裴怀仁知道,工役族的最终出路,不是靠朝廷的恩赐,而是靠帝国对劳动力的需求逐步减少。当蒸汽机替代了人力,当机器替代了苦力,工役族自然会失去“存在价值”。到那时,朝廷要么让他们自生自灭,要么……给他们一条真正的活路。
但,那是下一任民族协调司司正的事了。
洛阳,信访院。
信访院院长程文渊,正在翻阅一份厚厚的档案。
程文渊今年五十八岁,曾任大理寺少卿,以刚正不阿著称。永徽元年,易君泽亲点他出任信访院首任院长。
十五年间,信访院累计受理各类申诉一百二十万件。
经信访院核查、转交相关部门处理后,约有七成的申诉者得到了满意的答复——或是案件被重审,或是贪官被查处,或是纠纷得到调解。剩下的三成,或因证据不足,或属无理取闹,或涉及帝国核心利益不便公开处理,被驳回或存档待查。
信访院的设立,最大的作用不是解决所有问题,而是给所有人一个“出口”。
帝国边境的骚乱、叛乱事件,较永徽元年前下降了六成。
这六成的降幅里,有多少是信访院的功劳,谁也说不清。但程文渊知道,至少有一半的申诉者,在离开信访院时,脸上带着如释重负的表情。
………
永徽二十年,洛阳,审计署。
审计署署长钱明理,正在主持一年一度的“全国财政审计大会”。
审计署成立于永徽元年,首任署长就是钱明理——那时他还只是个户部度支司的六品郎中。二十年过去,他已经六十二岁,满头白发,但精神依旧矍铄。
二十年间,审计署累计审计各级衙门账目三十万份,发现贪腐、挪用、虚报案件八千余起,涉及金额三亿两白银。移交督察院、皇城司查处的官员,累计四千余人。其中,二品以上大员十七人,三品以上八十九人。
这些数字,让钱明理在官场中树敌无数。有人骂他“酷吏”,有人骂他“鹰犬”,有人暗中威胁要取他性命。但他不在乎。他只在乎一件事:帝国的钱,每一两都要花在明处。
永徽二十五年,帝国的财政收入,已经增至十八亿两白银。比永徽元年的十二亿两,增长了五成。但钱明理知道,真正的进步,不在于收入增加了多少,而在于每一两银子花得值不值。
审计署推动的最大的一项改革,是“预算公开”。
永徽十年,审计署联合户部,颁布了《预算公开条例》,要求全国所有州府以上衙门,每年必须公开上一年度的收支账目。账目张榜公布,任何人都可以查阅、核对、举报。
这项改革,被一些官员痛斥为“自断手足”、“授人以柄”。但钱明理力排众议,坚持推行。他的理由很简单:
“帝国的钱,是天下百姓的血汗。百姓有权知道自己交的钱去了哪里。”
二十年过去,预算公开已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贪腐案件的数量,从永徽元年的年均三百起,下降至永徽二十五年的年均五十起。
钱明理知道,这不是审计署一家的功劳。督察院的监察、皇城司的耳目、信访院的申诉、乃至报纸的舆论监督,共同织成了一张密不透风的网。
但他更知道,这张网,还有太多的漏洞。每年五十起贪腐案件,意味着至少还有五十个官员在侵吞民脂民膏。五十个,相对于数十万官僚大军,也许微不足道。但对于那些被他们坑害的百姓,五十个,就是五十个天塌下来的灾难。
…………
洛阳,译书馆。
译书馆馆长沈明远,正在主持一场特殊的仪式。
三十年前,沈明远还只是个年轻的翰林院编修,因精通梵文、波斯文、大食文,被易君泽亲点出任译书馆首任馆长。三十年后,他已经六十三岁,满头白发,但精神依旧矍铄。
译书馆成立三十年来,累计翻译引进各类学术著作一万二千余种,涵盖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地理、医学、农学、哲学、历史、文学等各个领域。
这些译著,一部分来自波斯、大食、天竺等传统文明古国,一部分来自更遥远的拂菻(拜占庭),还有一部分来自极西之地——那些沈明远也念不出名字的国度。
译书馆的翻译工作,遵循一个原则:先易后难,先实用后理论。最初的十年,主要翻译医学、农学、工程技术类书籍;第二个十年,开始翻译数学、物理、化学基础理论;第三个十年,才涉足哲学、历史、文学等“无用之学”。
三十年下来,译书馆累计刊印译著八千万册,遍布帝国各地的大小书店、图书馆、学堂。
更重要的,是译书馆培养的人才。
三十年间,译书馆累计培养通译三万余人,其中精通三种以上语言者两千人。这些通译,除少数留馆工作外,大部分被分配到宣威使司、格物天工院、各都护府,成为帝国对外交往的桥梁。
……………
洛阳,紫微宫。
易君泽独自坐在御书房中,面前摊着厚厚一摞奏章。
三十年前,他接过父皇传下的帝国时,曾无数次彻夜难眠,担心自己守不住这片江山。三十年后,帝国依旧稳固,甚至比三十年前更加繁荣、更加有序、更加……有活力。
环境改善、民族关系缓和、民生渠道畅通、财政监督强化、知识引进加速。每一项新政,都像是在一座坚固的铁桶上凿开一个小小的窗口。
窗口很小,但足以让桶内的人透一口气。
这口气,就是帝国的生命力。
易君泽翻开一份奏章,是户部呈报的《永徽三十年全国人口统计》。
总人口二十三亿四千万。
其中华族十亿二千万,归化民九亿五千万,羁縻民三亿,工役族七千万。
三十年前,华族与归化民的比例约为四比三。三十年后,华族仍占四成强,但归化民的比例已经接近四成。增长主要来自羁縻民抬籍,以及归化民的自然繁衍。
工役族的人口,从三十年前的一亿八千万,下降至七千万。下降的主要原因,不是抬籍,而是帝国对苦力的需求大幅减少。蒸汽机替代了人力,机器替代了苦力,工役族失去了“存在价值”。许多工役营被裁撤,工役族被释放,但释放后无处可去,只能流落街头,成为新的社会问题。
易君泽合上奏章,陷入沉思。
新政推行三十年,成效显著,问题也很多。工役族的出路、归化民的进一步融入、羁縻民的最终归宿、华族内部的阶层固化……每一个问题,都比三十年前更加复杂。
但至少,这些问题被摆在了桌面上,被讨论、被争论、被想办法解决。而不是像三十年前那样,被压在铁桶底下,悄无声息地发酵。(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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