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2章 斯诺的东行记

列车哐当哐当地向东行驶，将巴黎的喧嚣逐渐抛在斯诺的身后。

斯诺靠窗坐着，笔记本摊在膝上，目光捕捉着窗外流动的风景。

最初，景象依然带着法国革命的深刻烙印。

沿途的车站，墙壁上刷着鲜红的标语和口号，佩戴红袖章的工作人员忙碌而严肃。

田野里，时常能看到成群结队的农民在丈量土地，或聚集在田头听干部模样的人讲解着什么，旁边插着“土地归于耕者”的简陋木牌。

一些小城镇的教堂尖塔依然耸立，但钟声沉寂，取而代之的是从新建的“人民之家”里传出的广播声。

物资还是有些短缺，站台上售卖的食物简单粗糙，人们的衣着朴素甚至破旧，但眼神中少了巴黎底层曾经常见的麻木与绝望，多了几分专注和一种忙于“正事”的紧迫感。

然而，随着列车深入法国东北部，斯诺注意到，铁轨更平顺了，车站建筑虽然简朴但维修得更加整齐。

田野的规划显得更有条理，出现了更多显然是新建的、样式统一的农舍和集体仓库。

更重要的是，市集和车站售卖点的物资种类似乎丰富了一些，除了基本的面包土豆，开始能看到更多的蔬菜、鸡蛋，甚至偶尔有肉罐头。

在梅斯车站停留时，斯诺下车活动。

月台旁有一个临时搭建的露天课堂，一群法国儿童正跟着一位老师大声朗读单词和简单的句子。

孩子们学得很认真。旁边一块黑板上写着：

“学习先进经验，建设新法国”。

几个穿着与法国工人民兵不同的人在一旁含笑看着，他们胸前别着小小的德法两国旗帜交叉的徽章。

斯诺上前打招呼，对方立刻热情回应。

这些同志是来自莱茵兰的技术援助小组，帮助当地修复铁路信号系统和培训工人。

“这里的同志热情很高，就是工具和标准件太缺了，”

一位名叫赫尔穆特的德国工程师爽朗地说，

“不过没关系，我们从国内调，也教他们自己造。关键是建立起一套可靠的维护流程。”

辞别了这群来自德国的同志，斯诺继续东行，法语和德语的标牌开始越来越多了，许多建筑风格带有明显的德国气息。

更重要的是，这里的生活越来越正常化了。

斯诺在斯特拉斯堡停留了一天。

这座城市在法国内战期间是北方法共力量的重要据点之一，很早就与德国建立了紧密联系。

街道干净，有轨电车运行有序，（合作社商店橱窗里陈列的商品明显比巴黎和法国腹地丰富：

除了生活必需品，还有书籍、文具玩具、布料，甚至能看到少量的自行车和收音机。

人们的神情更加放松，步伐也不那么匆忙。

街道旁的劳动者休息室里坐满了人，谈论的话题除了生产计划，也开始涉及体育、电影和家庭生活。

在一家由德国消费合作社援助建立的世界人民邻里供应中心，斯诺遇到了负责人鲍文尔，一个四十出头、精力充沛的巴伐利亚人。

鲍文尔听到斯诺的来意，就直接带着斯诺参观仓库，里面分类堆放着从德国运来的食品、纺织品、五金工具和药品，也有本地生产的蔬菜和手工制品。

“我们的原则是，”鲍尔用流利的、略带口音的法语解释道，

“德国提供急需的、技术含量高的或本地严重短缺的物资，同时帮助法国同志建立自己的生产和分配体系。

比如这些罐头生产线设备，是我们援助的，但操作工是法国人，原料尽量用当地的。

我们不能永远输血，要帮助法国人民自己造血。”

他谈起在法国工作的感受：

“法国同志革命热情令人敬佩，但在组织和管理上……有时候有点浪漫主义。

我们德国人嘛，习惯按计划、按流程办事。一开始有摩擦，现在好多了，互相学习嘛。”

更让斯诺印象深刻的是普通德国援助人员表现出的精神状态。他们并非高高在上的“施舍者”，更像是一群充满干劲、相信自己在从事一项伟大共同事业的伙伴。

在斯特拉斯堡郊外一个德法联合管理的农机修理站，斯诺遇到了一群年轻的德国技术学徒和他们的法国学徒同伴。

休息时间，他们一起踢球，用混杂的语言开玩笑，讨论拖拉机的改进方案。

一个小伙子对斯诺说：

“我们来这里，是因为我们知道没有法国革命的胜利，德国也会受到包围和威胁。帮助法国兄弟站稳脚跟，也是保卫我们自己的革命成果。”

沿途，斯诺也与许多普通法国居民交谈。在靠近边境的一个村庄，老村长指着新修的水渠和刚通电的农舍说：

“德国同志带来了工程师、种子、药品，还有新的秩序。

不是旧警察那种压迫人的秩序，是怎么把事情做成的秩序。

他们不像我们有些自己人那样喜欢空谈。”

一位在德法合办纺织厂工作的女工告诉斯诺：

“德国女同志教我们怎么操作新机器，怎么组织生产小组竞赛。

她们干活认真，要求严格，但该休息时一起休息，有困难真帮忙。

我刚开始有点怕她们，现在觉得……她们就像特别能干、特别讲道理的姐姐。”

当然，并非一切都和谐完美。斯诺也听到一些抱怨：

德国人有时太死板，不近人情；一些法国人对学习德语或接受德国管理模式有抵触情绪，认为这损害了“法兰西特性”。

但这些抱怨往往淹没在更多的务实合作和日渐改善的生活现实之中。

列车终于驶过边境，进入德国领土。变化成了一种鲜明的对比。

铁轨平滑如镜，列车速度明显加快。

车窗外的田野规划整齐，大型农业机械在作业。

村庄和小城镇的房屋整洁坚固。

斯诺途径的每个车站都秩序井然，广播里播放着轻快的音乐或新闻。

站台上的旅客衣着体面，面色红润，行李中常常能看到书籍、球拍或儿童玩具。一种富足、有序、充满自信的气息扑面而来。

斯诺在科隆换乘前往柏林的快车。车厢宽敞明亮，乘客们安静地阅读报纸、书籍，或低声交谈。

他买了一份最新的《红旗日报》和一份通俗画报。报纸的头版是关于即将召开的“第一届国际工人与劳动者科技成果大会”的筹备情况，以及国内工业生产的乐观数据。

画报上则充斥着“人民汽车”驶下生产线、新建的工人住宅区、学校运动会和家庭外出度假的照片。

广告很少，且都是宣传国有产品或公益事项。

对面座位是一位带着两个孩子的中年妇女，孩子们安静地玩着积木。

斯诺试着和她攀谈，妇女友善地回应，语气平和而满足。

她丈夫是火车司机，她在区里的托儿所工作。

“日子比以前稳定多了，”她说，

“不用担心失业，孩子上学、生病都有保障。就是有时候觉得……好像所有人都太忙了，会议啊，学习啊，义务劳动啊。

不过想想以前为了一点点马克发愁的日子，现在忙点也值得。”

她指着窗外飞驰而过的景色，“你看，到处都是新房子，新工厂。国家在向上走。”

斯诺看着窗外，的确如此。

与法国的景象不同，这里呈现的是一种已经步入轨道、稳步向前、目标明确的发展态势。

物质上的改善是直观的，但更触动斯诺的是人们的精神状态：

一种将个人努力与国家集体目标自然融合的认同感，一种对现状基本满意并对未来抱有明确预期的安定感，以及德国同志身上那种特有的、将热情隐藏在务实作风下的自信。

他想起了让诺的评价，想起了米勒里的笑容，想起了沿途所见那些德国援助人员的言行。

这里确实在实践着一条不同的道路：

它似乎成功地将革命的激情转化为了建设的耐力，将阶级斗争的锐利融入了国家治理的细致，并在改善民生与保持革命警惕之间寻找着艰难的平衡。

柏林越来越近了。斯诺心中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期待。

他想亲眼看看这座红色欧洲的心脏，想验证沿途的所见所闻，更想见见那位塑造了这一切、被朋友们如此崇敬、被敌人如此恐惧的卡尔·韦格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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