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4章 斯诺的柏林见闻

抵达柏林的次日清晨，斯诺便带着让诺的介绍信和自己一份措辞恳切的书面申请，前往位于亚历山大广场附近的“人民委员会外事与新闻联络局”。

这座建筑本身是一座经过改造的旧政府大楼，风格庄重但毫无奢华感，入口处悬挂着德意志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国徽和“为人民服务”的标语。

与巴黎革命机构那种匆忙、混杂的气氛不同，这里秩序井然，来访者需在前台登记、说明事由、领取号牌，然后在整洁的休息区等待叫号。

接待斯诺的男同志接过文件和申请，仔细阅读。

让诺的信显然增加了不少分量，男同志抬起头时，脸上多了几分温和。

“斯诺同志，让诺同志的信我们收到了，感谢您对法国革命事业的客观报道。

您希望采访韦格纳主席的请求，我们已经正式记录并会立即呈报上级。

主席的日程由中央办公厅统筹安排，涉及众多国内外重大事务，我们需要一些时间来协调和确认。

请您理解，这是必要的流程。”

斯诺表示完全理解。

男同志继续道：

“在等待答复期间，我们鼓励您多看看，多了解。发给您指南上的建议路线很好。

如果您需要更深入的参观安排或特定领域的介绍人，我们也可以协助协调。

原则上，只要不涉及国家核心机密，我们乐于向世界展示一个真实的、建设中的社会主义德国。”  他

的语气平稳而自信，透露出一种制度化的可靠感。

“请留下您住所的联系方式，一有关于采访申请的任何进展，我们会立即通知您。”

离开联络局，斯诺心中稍定。

申请已正式递交，剩下的便是耐心和充分利用这段时间。他决定首先前往那家著名的“第一无线电设备制造厂”（原西门子核心工厂之一）。

工厂位于柏林东部的工业区。

出示了外事部门提供的参观许可后，一位名叫克劳斯的工程师——同时也是厂党委委员——负责接待斯诺。

克劳斯三十出头，穿着与工人无异的蓝色工装，只是胸前别着钢笔和一副眼镜，举止间既有技术人员的严谨，又有一种新型干部特有的、与群众打成一片的亲和力。

工厂巨大的车间里，不再是斯诺印象中嘈杂混乱、工人埋头于单一重复劳动的传统画面。

车间光线明亮，通风良好，播放着舒缓的背景音乐。墙上的大报表上实时更新着各班组的生产定额完成情况、合格率以及节能指标。

“这里生产的，大部分是军用和高可靠性工业级无线电元件，”

克劳斯边走边介绍，

“供应我们的人民军队，也出口给苏联和法国同志。质量要求是最高级别的。”

他指着一排正在封装的小型高频元件，

“这些是用于新一代战术电台的，体积比旧型号小了百分之四十，功率和抗干扰能力却极大地提高了。”

午休时间，斯诺看到许多工人走进车间附设的休息室和图书馆，那里提供简单的茶点，书架上摆满了技术手册、行业期刊和政治理论读物。

一些工人聚在一起讨论图纸上的一个难点，另一些则在阅读《红旗》上关于即将召开的科技大会的文章。

屋顶花园里，几个年轻女工正在照料盆栽，有说有笑。

克劳斯带斯诺来到一个用玻璃隔开的研发区，

“我们的目标是逐步将工人从重复、繁重、有潜在危险的工作中解放出来，让他们能更多地从事监控、维护、工艺改进和创造性工作。

党中央希望我们通过转岗培训，让工人掌握更高阶的技能。”  他的眼神充满热忱，“

韦格纳主席反复强调，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仅要体现在分配上，更要体现在生产方式的进步上，体现在劳动者工作环境和内容的根本改善上。

我们不能只满足于模仿甚至追赶资本主义的生产效率，我们必须探索和引领新的生产方式。”

在展示厅，海因里希自豪地指向一个发光的玻璃罩，里面是一个略显笨重但结构复杂的阴极射线管组件。

“这是我们和光学仪器厂合作研发的显像管样品，未来人民电视系统的核心。

我们也希望让普通的劳动者家庭，也能享受到最先进的视听技术，用于教育、文化和新闻接收等种种功能。”

他递给斯诺一份简报，上面列着工厂近年来的研发投入占比——稳定在产值的15%以上。

“持续的高研发投入，是国家的硬性要求，也是我们厂委员会的共识。

社会主义企业，不能是只顾眼前利润的短视者。”

第二天，斯诺前往柏林北郊的“七月起义国营农场”。

这里的景象与工业区的严谨科技感截然不同，呈现出另一种规模化、机械化的生机勃勃。

一望无际的田野上，数台庞大的、涂着红星的联合收割机正轰鸣作业，所过之处，麦浪倒下，谷物被自动分离、装入跟随的卡车。

场面之壮观，丝毫不逊于斯诺在北美见过的最大农场。

接待他的是农场管理委员会主席，费舍尔。

费舍尔同志年约六十，皮肤黝黑粗糙，手上布满老茧和旧伤疤，但腰板挺直，眼神明亮锐利。

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工装，头上戴着一顶同样旧但干净的帽子。

“我以前是那边，”他用拇指朝远处一片依稀可见残留建筑轮廓的林地指了指，

“是冯·阿尼姆伯爵老爷家的雇农。干了四十年，最好的年月也就是混个半饱。”

“现在，”

费舍尔张开双臂，仿佛要拥抱眼前广阔的田野和远处成排整齐的红顶白墙新农舍，

“这土地是农场集体的，也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些铁家伙，”他拍了拍身边一台停着保养的拖拉机的轮胎，

“是农业机械合作社的，我们自己有技术员维护。

收成除了按计划上缴国家，剩下的留作农场发展基金和我们自己的分配。

瞧见那些新房子没？每家都有，按人口和贡献分。

那边是农场小学、卫生所、俱乐部和奶牛场。”

他带着斯诺参观农场的生活区。学校操场上孩子们在玩球，卫生所里穿着白大褂的年轻医生正在给一位老人量血压。

俱乐部里，一群年轻人正在排练合唱，歌声嘹亮。

“我大儿子，”费舍尔提到家人时，脸上皱纹都舒展开了，露出不加掩饰的骄傲，

“在波茨坦的农业航空学校学习！开飞机，给大地撒药、测绘！”

他顿了顿，看着斯诺，

“同志，你说，什么是社会主义？对我这样的老农民来说，社会主义就是：土地归真正耕种它的人，机器帮忙而不是奴役人，孩子有前程，老了有依靠，干活有奔头。就是这么实在。”

斯诺问及农场与国家的关系，费舍尔回答得很朴实：

“国家给计划，给贷款买第一批大机器，派技术员指导科学种田。我们负责把地种好，完成计划，改善大家生活。

具体活计大家商量着干，劲往一处使。”

傍晚，斯诺回到柏林市区，脑海中交织着两种强烈的印象：

工厂里指向未来的科技与高度组织，农场中扎根土地的踏实变革与朴素自豪。

两者看似迥异，却共享着同一种内核：

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带来的根本性解放，计划性与群众积极性的结合，以及对德国人民的全面发展）的切实关注。

德国同志们谈论这些成就时，总会自然地提到“韦格纳主席说……”，那种信赖与引述，并非个人崇拜式的口号重复，而像是一种共同语言，指向他们深信不疑并亲身体验着的道路指南。

采访韦格纳的申请尚未有回音，但斯诺感到，每多看一处，他对理解这位领袖为何能凝聚如此力量、推动如此变革的渴望就更深一分。

柏林乃至整个德国，仿佛就是一个巨大而精密的展品，无声却雄辩地阐述着“卡尔·韦格纳道路”的实践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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