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84章 安娜和克劳泽的对话

报纸一出街，立刻被抢购一空。

机关单位、工厂车间、学校校园、街头阅报栏前，人们争相阅读，议论纷纷。

在教育系统内部，这无异于一场地震。

各级教育官员的心情复杂，有的感到紧张，急忙翻找自己辖区内的汇报材料，回想是否有过不妥批示；

有的则感到振奋，认为早就该对某些不正之风下猛药了。

无数中小学、幼儿园的领导层紧急开会，对照报纸上指出的问题逐条自查，整个教育系统中弥漫着一种前所未有的严肃和压力。

而在幼儿园，那篇报道带来的冲击则更为具体和微妙。

早晨，园长面色凝重地将所有教师召集到会议室，宣读了报纸上的重点内容。

当听到“看人下菜碟”、“纵容甚至讨好干部子女”、“因学生家庭背景而区别对待”这些字眼时，会议室里的气氛瞬间降至冰点。

不少教师下意识地低下头，或交换着不安的眼神。

克劳泽女士感到自己的脸颊有些发烫，尽管园长并没有看向她，但她仿佛觉得那些尖锐的词句都化作了无形的针，刺向自己。

散会后，她几乎有些踉跄地回到办公室，再也无心打理窗台上的天竺葵。

莉丝贝特跟了进来，脸上还带着震惊和困惑。

“克劳泽女士，报纸上说的……我们……”她欲言又止。

克劳泽猛地打断她，声音有些尖利，却更显得外强中干：

“我们什么我们？我们按规章办事，尽心尽力教育孩子，有什么好怕的？

报纸是泛指，是敲打那些真正有问题的！我们班……我们班风气一直很好！”

她像是在说服莉丝贝特，更像是在说服自己。

然而，她心里早已乱成一团。

韦格纳主席亲自过问？教育委员会全面整风？监察部要介入？还要抓典型？

这些信息在她脑海中轰鸣。她不由得再次想起卡尔·弗雷迪那双清澈而倔强的眼睛，想起自己对他的那些评价——“顽劣”、“不服管”、“拉帮结伙”。

如果……如果上面真的来调查，如果有人把平时的事情说出去，甚至如果……如果弗雷迪的父母，那两个“工人”，因为孩子受了委屈而去投诉……

她不敢再想下去。一种巨大的恐慌攫住了她。

她一直赖以生存和维持优越感的那个“秩序”——基于对家庭背景的隐秘权衡而形成的班级管理“秩序”，在报纸字里行间透出的强大政治意志面前，显得如此不堪一击，甚至看起来有些丑陋。

她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意识到，自己那套“因材施教”的逻辑，可能并不属于这个新时代所鼓励和允许的范畴。

接下来的半天，克劳泽过得心神不宁。

她上课时几次走神，对待孩子们的态度也出现了微妙的变化。

她试图对每个孩子都挤出更“平均”的笑容，甚至对路德里希也不再像以往那样自然而然地和颜悦色，而是带着一种刻意的、略显僵硬的“一视同仁”。

这种变化连孩子们都能感觉到，路德里希有些困惑地看着她，而弗雷迪则敏锐地察觉到了老师不同寻常的沉默和闪烁的眼神。

就在克劳泽被内心恐慌煎熬的同时，教育人民委员会派出的首批联合督导调研小组，已经悄然出发。

幼儿园的放学铃声，如同往常一样响起，但在克劳泽耳中，却比往日更添了几分催人心绪的急促。

孩子们像小鸟般涌向校门口。克劳泽勉强维持着秩序，目光却不由自主地飘向那个身影——卡尔·弗雷迪。

今天来接他的是他的母亲，安娜。

安娜站在门口那棵橡树的荫凉下，穿着一件素净的浅色连衣裙，外罩一件针织开衫，手里拿着一个普通的布包。

她并未刻意引人注目，但那份沉静从容的气度，在略显喧闹的家长人群中依然显得与众不同。

她正微微弯着腰，听小马克斯兴奋地比划着说什么，脸上带着温柔的笑意，不时点头，还伸手帮马克斯理了理有些歪的衣领。

然后，她自然地拉住了马克斯和弗雷迪的手，弗雷迪仰着头，正认真地对母亲讲述着什么。

这一幕，在克劳泽此刻惊弓之鸟般的心态下，被赋予了额外的分量。那位“工人”母亲的举止，她依旧惯性般地想着这个标签，完全颠覆了她基于档案而产生的粗浅想象。

那种知性、温和与天然的亲和力，让克劳泽感到一阵心虚，同时，一种更强烈的、试图做点什么来“弥补”或“试探”的冲动涌了上来。

眼看安娜就要带着两个孩子离开，克劳泽几乎是下意识地快步走了过去，脸上挤出一个她自认为最得体、最热情的弧度。

“您……您好！您就是弗雷迪的母亲吧？”  她的声音比平时高了一些，显得有些刻意。

安娜闻声转过头，看到是老师，便松开孩子的手，站直了身子，脸上礼貌的微笑不变，点了点头：

“是的，老师您好。我是安娜，弗雷迪的妈妈。这段时间麻烦您了。”

“不麻烦，不麻烦！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克劳泽连忙摆手，语速有点快，

“弗雷迪这孩子……嗯，很有个性，也很聪明。”

她斟酌着词汇，目光在安娜平静的脸上和弗雷迪清澈的眼睛之间游移，

“就是……有时候可能太有主见了点，和同学交往的方式上，我们老师可能还需要多引导，让他更……更合群一些。”

她试图把之前对弗雷迪的负面评价，用听起来像是“为孩子好”的关心方式包装起来，同时小心翼翼地观察安娜的反应。

安娜静静地听着，等克劳泽说完，才缓缓开口，声音平和却清晰：

“老师，谢谢您对弗雷迪的关心。孩子有主见，明辨是非，在我们看来，是值得珍惜的品质。”

她轻轻摸了摸弗雷迪的头，弗雷迪立刻挺直了小胸脯。

“关于和同学交往，我们一直教育他要团结友爱，也要敢于对错误的事情说不。

如果他在方式方法上有什么不妥当地地方，还请您和学校直接指出，我们一定配合教育。”

克劳泽感到安娜的话软中带硬，尤其是“明辨是非”、“敢于对错误的事情说不”这几个词，让她心头一跳。

她赶紧岔开话题，带着几分讨好和试探的意味：

“您说得对，说得对！其实啊，我们班整体氛围是很好的，孩子们都很纯真。

像路德里希，就是那个工人委员会干部家的孩子，就很懂事大方，经常帮助同学呢。

我们老师也尽量给每个孩子创造公平的环境……”

听到克劳泽刻意提起“工人委员会干部”并强调路德里希的“优点”，安娜的眉头几不可察地微微蹙了一下。

她打断了克劳泽有些絮叨的表述，目光变得认真了几分：

“老师，在我看来，每个孩子都应该是平等的。他们的优点和缺点，不应该和他们父母的职务有任何关联。

干部子女这个标签本身，就不应该成为一种特殊化的理由，无论是优待还是额外的要求。

幼儿园是孩子们学习平等、友爱、公正的第一课堂，老师的言行和评判标准，对孩子们世界观的形成影响巨大。”

安娜的语气并不严厉，却有一种力量：

“如果我们因为某个孩子的家庭背景，就在心里给他贴上不同的标签，下意识地区别对待，哪怕只是微妙的倾向，也会被敏感的孩子察觉。

这会在他们幼小的心灵里，早早埋下特权、不平等或者逆反的种子。

这和我们社会主义教育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

克劳泽的脸颊腾地一下红了，安娜的话像一把精准的钥匙，捅破了她试图维持的伪装，直指她内心那套“因材施教”逻辑的核心谬误。

她张了张嘴，想辩解“我不是那个意思”，却发现任何辩解在对方清澈了然的目光下都显得苍白无力。

安娜看着她有些慌乱的样子，语气放缓了一些，但内容依旧明确：

“老师，教育工作者最重要的品格之一，就是公正。

对事不对人，对每个孩子都怀有同样的爱与责任。

我相信，绝大多数老师都是怀着赤诚之心在工作的。

最近报纸上也在讨论要肃清教育领域的不正之风，我想，这不仅是上级的要求，也应该是我们每一位教育工作者自我检视、追求进步的契机。

把孩子交给学校，我们家长最希望的，就是他们能在一个真正公平、阳光、充满正气的环境里成长。您说对吗？”

“……对，您说得对，非常对。”

克劳泽的声音干巴巴的，之前的热情和讨好早已消失无踪，只剩下尴尬和一种被看穿后的狼狈。她甚至不敢再看弗雷迪那双明亮的眼睛。

“那就好。谢谢您，老师，我们就不多打扰了。”

安娜礼貌地点点头，重新牵起弗雷迪和马克斯的手，

“跟老师说再见，弗雷迪。”

“老师再见！”  弗雷迪响亮地说，眼神清澈的看着克劳泽。

“再见！”

看着安娜带着两个孩子从容离去的背影，克劳泽呆呆地站在原地，后背竟惊出了一层细汗。

安娜的话，没有一句重话，却比任何直接的斥责都让她感到无地自容。

尤其是最后那段关于“公正”和“自我检视”的话，结合今天早晨学习的报纸精神，让她清晰地意识到，自己过去的行为和思想，可能恰恰站在了这场整风运动的对立面。

“她……她真的只是个普通工人吗？”

一个荒谬却又让她心惊胆战的念头不可抑制地冒了出来。

那份沉静的气度、鞭辟入里的见解、还有那种温和却不容置疑的原则性……克劳泽猛地摇了摇头，不敢再深想下去。

但恐慌的种子已经深埋，她知道，自己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了。

然而，是真心悔改，还是仅仅为了应对可能到来的检查而暂时表演？

连她自己也有些分不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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