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85章 家事和国事

傍晚，韦格纳回到家中，公文包还没放下，小弗雷迪就像只欢快的冲了过来。

“爸爸！爸爸！”

弗雷迪抱住父亲的腿，仰着小脸，

“今天克劳泽老师好奇怪！”

“哦？怎么个奇怪法？”

韦格纳笑着抱起儿子，走向客厅。

安娜正在摆放餐具，闻言也转过头来，脸上带着会意的微笑。

“她今天对我笑了好多次！”弗雷迪比划着，

“不是以前那种……嗯……有点假假的笑，是真的笑了！

还摸了我的头！

而且，她让路德里希把上次拿走的彩色蜡笔还给了苏茜，还说了不能随便拿别人的东西。”

弗雷迪的眼睛亮晶晶的，

“还有，下午点心时间，她分苹果，每个人都是一样大的了！

以前路德里希总是拿到最大的那个！”

韦格纳抱着儿子在沙发上坐下，饶有兴致地问：

“那你觉得，老师为什么突然变好了呢？”

弗雷迪歪着小脑袋，认真地想了想：

“是不是……是不是老师看了报纸？

妈妈今天接我的时候，和老师说了话，老师后来脸都红了。”

“哈哈，我们的小观察家很敏锐嘛！”

韦格纳赞赏地拍了拍儿子，

“老师的变化，确实和报纸上说的那些话有关系，也和你妈妈今天跟老师讲的道理有关系。

但这还不是最根本的原因。”

他看着儿子的眼睛，伸出一根手指：

“最根本的原因啊，是有一股强大的、正确的力量，开始纠正那些不对的事情了。

这股力量，来自党中央的决心，来自人民群众的监督，也来自像你妈妈这样敢于坚持原则的同志。

当正确的力量起来的时候，那些不对的做法、不对的思想，就像太阳底下的雪，要么自己融化改正，要么就会被扫除掉。”

韦格纳顿了顿，换了个更生动的说法：

“还记得上次我带你去看工人叔叔们检修机器吗？

机器用久了，有的齿轮会生锈，有的螺丝会松动。

这时候就需要停下来，检查检查，该上油的上油，该拧紧的拧紧，锈得太厉害的还得换掉。

我们的社会也是一部大机器，教育系统是里面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现在，我们就是在做检修工作。

克劳泽老师就像一颗有点松动的螺丝，报纸上的文章、你妈妈说的话，就像扳手在敲打她，提醒她：

‘喂，你要拧紧一点，要对准位置！’

她感觉到了这股力量，开始调整自己，这是好事。”

弗雷迪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那……老师会一直变好吗？”

“这就要看她自己了。”

韦格纳的语气变得意味深长，

“外力敲打，只能让她暂时动一动。是真心认识到错误，从此做一个公正的好老师，还是只是因为害怕被批评、被处理，暂时装出改变的样子？

这就像生病吃药，有的药能去根，有的只能暂时退烧。

真正的改变，要靠她内心的觉悟。这就需要持续的教育，也需要制度的监督——就像给机器定期保养一样。”

这时，安娜走了过来，接过话头，把下午放学时与克劳泽的对话详细说了一遍。

她特别提到了克劳泽那种试图“包装”批评和刻意提起“干部子女”的微妙心态。

韦格纳听完，哈哈大笑，那笑声爽朗而充满洞察力：

“这个克劳泽同志，很有意思嘛！

她这是典型的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和投机性！

风往哪边吹，她就往哪边倒。

以前觉得干部子弟是值得巴结的东风，她就顺风讨好；

现在发现平等公正是更强大的北风，她马上就调转船头，还想在你这儿试探试探风向，看看能不能给自己描补描补。”

他模仿着某种腔调，

“‘哎呀，我们班风气一直很好’、‘那个干部家的孩子很懂事’——你看，话里话外，还是带着她那套衡量人的旧尺子！”

安娜也笑了：

“你总结得精辟。我当时就觉得，她并非真的理解问题所在，更多是恐慌和应对。”

“所以说，思想改造是长期的、细致的工作。”

韦格纳收敛了笑容，正色道，

“对于这样的同志，批评教育是必要的，但要给她改正的机会。

更重要的是，要通过这次整风，建立起一套防止这种问题再生的制度。

要让公正不是靠某个老师的觉悟或畏惧，而是靠明确的规章、畅通的监督渠道和严肃的问责来实现。

要让所有的克劳泽们明白，在我们社会主义的校园里，唯一行得通的风，就是公平正义之风，谁逆风而行，谁就要碰壁。”

简单的晚餐在家庭谈话中愉快地结束。

弗雷迪似乎被父母的对话感染，吃饭时格外认真，仿佛也在思考那些关于“风气”、“力量”和“改正”的大问题。

饭后，韦格纳照例走进小书房，打算处理几份文件，安排次日的工作。

窗外柏林夜色宁静，灯火万家。

他刚在书桌前坐下，拿起一份关于中欧经济协作圈近期磋商情况的简报，桌上的红色保密电话突然急促地响了起来。

这个时间点，这部电话响起，往往意味着不寻常的事情。

韦格纳神色一肃，迅速拿起听筒：

“我是韦格纳。”

电话那头传来内务人民委员台尔曼快的声音：

“主席，刚刚收到紧急情报和边境军区报告。波罗的海方向，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三国，几乎同时出现异常。

共产国际也收到了三国的党支部发来的报告，称三国国内的局势都有动荡”

韦格纳的眼神瞬间变得锐利起来，他对着话筒沉声道：

“知道了。通知总参谋部克朗茨同志、外交人民委员蔡特金同志、还有施密特同志，一小时后到人民委员会一号会议室召开紧急会议。

通知情报系统，我要最详细的动态分析，特别是英国、波兰方向有无联动迹象。”

“是，主席！”台尔曼干脆利落地回答。

挂断电话，韦格纳没有丝毫犹豫，立即起身。

他迅速从衣帽架上取下那件半旧的深色大衣，一边穿一边快步走向客厅。

安娜正在客厅里整理弗雷迪的玩具，看到丈夫神色凝重地穿戴整齐要出门，立刻明白了什么。

“有急事？”她放下手里的玩具，关切地问。

“嗯，有点情况，需要马上开会。”韦格纳系着扣子回答道。

安娜走到他面前，仔细帮他理了理大衣的领子，目光里满是理解与支持，轻声叮嘱道：

“夜里风凉，开会也别熬太晚。事情再急，也要注意身体。”

韦格纳握住她的手，用力握了握，给了她一个宽慰的眼神：

“放心，我心里有数。你们早点休息，不用等我。”

说完，他转身，大步流星地走向门口，身影很快融入柏林沉沉的夜色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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