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28章 和陶里亚蒂的对话
一九三二年十月二十五日，柏林，人民委员会大楼。
陶里亚蒂站在韦格纳办公室门口，手里拎着一个沉重的公文包。
他整理了一下领带，深吸一口气，然后敲了敲门。
“请进。”
陶里亚蒂推开门，走进去。
看见他进来，韦格纳从办公桌后站起来，绕过桌子，迎上前来。
他伸出手，握住陶里亚蒂的手，另一只手拍了拍他的肩膀。
“陶里亚蒂同志，路上辛苦了。”
陶里亚蒂想说什么，但喉咙有些紧。
“韦格纳同志，我……”
韦格纳笑了。“先坐。喝点茶。不急。”
韦格纳拉着陶里亚蒂坐到沙发上，自己坐在对面。
诺依曼端来两杯茶，轻轻带上门出去了。
韦格纳端起茶杯，喝了一口。
“陶里亚蒂同志，你上次来柏林，是哪一年的事情啦？”
陶里亚蒂想了想。“是一九二八年。共产国际召开六大的时候和葛兰西同志一起来的。”
韦格纳点点头。
“四年了。四年没见，你瘦了不少嘛，现在意大利的担子在你的身上，你也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嘛。”
听到这话，陶里亚蒂的眼圈有些发红。
“葛兰西同志走了之后，党内和政府的事情太多，不瞒您说，我好久都没睡过一个好觉了。”
韦格纳放下茶杯。
“既然这样子，那就这次我自作主张一回，多留你一个晚上，你在柏林睡个好觉再回去。
对了，说说吧。把你想说的，都跟我说说嘛，有什么难处是要说出来的，不能老是憋在心里。”
陶里亚蒂沉默了一会儿。
他打开公文包，取出那叠厚厚的卷宗，放在茶几上。
“这是西西里来的信。土改工作队的年轻同志写的。
当地的主管干部马尔蒂尼变了。
他把最好的资产都抓在手里，名义上是国家所有，实际上是他自己的。
他打着柏林的旗号，说是‘西西里特色’，是‘过渡时期的特殊政策’。谁反对他，他就说谁是在破坏革命。”
韦格纳听着，没有说话。
陶里亚蒂继续说：
“我知道他有问题。但我刚接手，党内的老同志还在观望，地方上的干部人心惶惶。
如果动马尔蒂尼，那些老同志会怎么想？
他们会说，陶里亚蒂刚上台就要清洗老人。
他们还会说，这是柏林的意思，是共产国际在插手意大利的内部事务。我不敢动。我承认，我不敢动。”
他的声音有些发颤。
“韦格纳同志，我该怎么办？”
韦格纳想了想说道，
“陶里亚蒂同志，你知道我为什么让你来柏林吗？”
陶里亚蒂说：“因为意大利的问题我处理的不好。”
韦格纳转过身。
“不。就是因为你刚才说的那两个字——不敢。”
“你不敢动马尔蒂尼。你怕老同志反弹，你怕地方干部不安，你怕别人说这是柏林的意思。
你什么都怕，就是不怕人民。
你有没有想过，那些农民同志们等了三年，等来的是什么？
是马尔蒂尼的拖延和敷衍。
那些矿工同志们等来的是什么？是矿长的独断专行。
那些写信给你的年轻同志，等来的是什么呢？”
陶里亚蒂低下了头。
“陶里亚蒂同志，你怕老同志反弹，怕地方干部不安，怕别人说闲话。
但你不怕群众失望，不怕社会主义变质，不怕那些打着我们旗号的人把革命成果一点一点吃掉。这点我是希望你能认识到的。”
“陶里亚蒂同志，我不是在批评你。
我是在提醒你。你知道我为什么知道这些？
因为我们德国也经历过。一九二三年，我们刚刚站稳脚跟，就有人开始动心思了。
有人把公家的机器搬回自己家，有人把合作社的粮食拿去卖高价，有人打着党的旗号欺压群众。
我当时也犹豫过。我怕老同志反弹，怕地方干部不安，怕别人说闲话。
后来，一个老农民来柏林找我。他拉着我的手说：
‘韦格纳同志，你们革命的时候说，要让穷人吃饱饭。现在饭还没吃饱，你们的人就开始抢碗了。你们到底还革不革命了？’”
“那天晚上，我一夜没睡。第二天，我就开始加强党内和政府内部的思想建设，并一直推行到现在，即使推行了各种政策这么多年，也有不少人在心里骂我韦格纳的不是呢。”
陶里亚蒂抬起头。“所以，您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韦格纳点点头。
“遇到过。每个国家都会遇到。革命容易，建设难。打江山容易，坐江山难。
葛兰西在的时候，压得住这些老资历。
他走了，有些人就觉得自己行了。
这不是你的错，但怎么处理，是你的责任。”
“我猜你为什么还要容忍那些打着柏林旗号的干部是因为有些人觉得，老同志是功臣，是革命的本钱，不能动。
因为有些人觉得，地方干部熟悉情况，换了人怕乱。
因为有些人觉得，这是小事，不影响大局。
但他们忘了，社会主义不是靠功臣建的，是靠千千万万普通人流血流汗建的。
那些农民，那些矿工，那些写信给你的年轻同志，他们才是革命的本钱。
老同志是功臣，但他们不能躺在功劳簿上吃一辈子。”
陶里亚蒂问：“如果动马尔蒂尼，老同志反弹怎么办？”
韦格纳说：
“让他们反弹。真理越辩越明。谁对谁错，群众看得清楚。
你怕反弹，就不动，群众会怎么想？
他们会想，你们是不是一伙的？他们会想，你们是不是在分赃？
他们会想，你们到底还革不革命了？”
“对是对，错是错。错了就要改。不要以为一些同志是老资历，就放任他们侵吞国家财产、破坏党的政策。
你越放任，他们越猖狂。群众越失望，党越没有威信。到最后，他们倒台的时候，会把你也拖下水。”
陶里亚蒂深吸一口气。“我明白了。”
韦格纳看着他。“你真的明白了？”
陶里亚蒂点点头。“真的。”
韦格纳靠在沙发上。“那你跟我说说嘛，这次回去之后想怎么办呢？”
陶里亚蒂想了想。
“回去之后，第一，撤马尔蒂尼的职。
第二，让莫雷蒂他们继续干，科尔莱奥内的地，该分就分。那些被马尔蒂尼占了的资产，该收就收。
第三，在全党开展一次作风整顿。学习柏林，让所有干部下去，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谁不下去，谁就下来。让群众看看，我们还是不是无产阶级人民的队伍了。”
韦格纳笑了。“好。这才像陶里亚蒂说的话。”
“陶里亚蒂同志，你敢来柏林。你带着问题来，带着困惑来，带着‘不敢’来见我。这说明你知道自己有问题，知道自己有困惑，知道自己有不敢。
这比那些觉得自己什么都对的人，强一百倍。”
“回去之后，放手干。不要怕有人说这是柏林的意思。共产国际不是来当裁判的，是来给你们当后盾的。
你做得对，我们支持你。你做错了，我们帮你改。但你什么都不做，我们就要批评你。”
陶里亚蒂站起来。“韦格纳同志，谢谢您。”
韦格纳摇摇头。“不用谢。回去之后，替我给那些写信的年轻同志带句话。”
“什么话？”
韦格纳说：“告诉他们，信收到了。让他们继续干。革命的路还长，同志们还需努力啊。”
他伸出手。“陶里亚蒂同志，我们一起走。”
陶里亚蒂握住韦格纳的手。那只手，柔软，温暖，有力。
陶里亚蒂突然就想起葛兰西。想起他在病床上说的最后一句话：
“革命容易，建设难。你要记住，最难的不是打倒敌人，是不让自己变成敌人。”
“韦格纳同志，我记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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