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66章 柏林的平静

在这短短两个多小时里，英国驻德大使亨利·奇尔顿爵士觉得自己的老命已经去了半条。

今天早上，他是在柏林家中被秘书叫醒的。

那是一封加急电报，来自外交部常任副国务秘书。

措辞还算克制，但字里行间透出的那种慌张，奇尔顿已经很多年没有见过了。

上一次他的老上级用这种语气给他发电报，还是在一九一四年八月四日——英国对德国宣战的那一天。

电报只有短短几行：

“海峡局势急剧恶化。德法苏等六国联合舰队已进入多佛尔海峡公海区域，空中力量同时大规模巡航。国内多个城市出现骚乱，有工人悬挂红旗并成立所谓人民委员会。

国王陛下已召集枢密院紧急会议。首相令你即刻拜会德国政府，探明其真实意图。速办。”

奇尔顿顾不上吃早饭就冲出了家门。

他的司机从车库里开出那辆黑色的戴姆勒轿车，他钻进后座，用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声音说了句：“人民委员会大楼，快。”

车子冲上柏林清晨的街道。

他坐在后座上，把那份已经被他攥得皱巴巴的电报又看了一遍，然后闭上眼睛，靠进座椅里，深深吸了一口气。

他做了将近三十年的外交官，在巴黎、华盛顿、东京都待过，什么样的危机没见过？

一九一四年他在维也纳亲眼看着斐迪南大公的棺材被抬出车站，一九二三年他在巴黎经历了法德之间的危机——但他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感到无力。

因为他要去见的人，根本不吃他那一套。

奇尔顿对德国人民委员会并不陌生。

他是一九三零年被任命为驻德大使的，迄今已经在柏林待了将近五年。

这五年里，他参加过德国人民委员会主席韦格纳举行的国庆招待会，旁听过人民委员会主席团的外交政策报告，和德国外交部的官员们吃过不下几十顿饭。

他知道这些人是什么样子——礼貌、克制、滴水不漏。

他们不像他曾经打交道的那些前德国外交官——冯·里希特霍芬男爵那种带着普鲁士贵族式的傲慢和古板，喝起酒来面红耳赤，争论起领土问题来拍桌子瞪眼睛。这些人不一样。他们冷静，说话的时候不带任何感情色彩，仿佛“大英帝国”在他们眼里不是需要敬畏的庞然大物，而是一个正在被历史翻过去的一页。

车子停在威廉大街七十七号门前。

奇尔顿下了车，站在那栋灰白色大楼前的台阶上，他把领带结往上推了推，正了正衣领，然后迈步走上台阶。

大楼门前没有卫兵——至少在表面上没有。奇尔顿注意到门廊两侧的玻璃窗后面有穿着灰色制服的安保人员在走动，但他们没有拦他，也没有要求出示证件。一个穿着深蓝色工装裤的年轻人在门厅里等着他。

“奇尔顿先生？请跟我来。外交部办公室在大楼三层。”

“你们外交部的官员在等我吗？”

奇尔顿在跟着年轻人穿过走廊的时候，忍不住问了一句。

“我相信是的。”年轻人回答得很客气。

走廊很长，铺着暗红色的地毯，墙壁是浅灰色的，每隔几米挂着一幅宣传画——不是那种政治宣传画，而是描绘工人、农民、科学家、军人形象的油画风格作品。

有一幅画的是一个戴着安全帽的钢铁工人，手里握着一根长长的钢钎，背景是高炉飞溅的火花，画的下方用德文写着一行字：“我们的双手创造世界。”

另一幅画的是一个女拖拉机手，金色的麦浪在她身后铺展到天边，她脸上带着一种沉静的、不张扬的自豪。

奇尔顿注意到，这些画里没有人戴着礼帽、穿着燕尾服。

没有贵族，没有军官——至少不是他熟悉的那种军官，不是插着羽毛的骠骑兵，不是胸前挂满勋章的将军。

画里的那些人，都是普通人的面孔。

这就是他们想让自己成为的样子。

奇尔顿在心里想。

而且，可怕的是，他们似乎真的做到了。

年轻人带着他上了三楼，在一扇深棕色的木门前停下来，敲了三下，然后推开门，侧身让开。

“请进。”

奇尔顿走进了这间等待室。

房间不大，大约二十平方米。靠墙摆着几把深棕色的皮椅，椅子之间的茶几上放着几份报纸——《柏林日报》、《红旗报》、《真理报》。

墙角立着一面德国国旗，窗户朝南开着，阳光从窗外照进来，在地毯上投下一片温暖的光斑。

这里和他见过的任何一国的外交部等待室都不一样。没有水晶吊灯，没有镀金画框，陈设简单到近乎朴素，但打扫得一尘不染。

接待员给他倒了一杯茶，放在茶几上，然后安静地退了出去。

奇尔顿从门边走到窗前，从窗前走回门边，来回踱步。

每走一个来回，他就抬起手腕看一次表。

他已经等了十二分钟了。十二分钟不算长，在外交活动里，让一名大使等上半个小时甚至一个小时都不算失礼。

但他现在不是在等一场常规会晤——他是在等一个答案，一个关乎大英帝国生死存亡的答案。

奇尔顿的脑子里乱成了一锅粥。

他走到窗前，往外看。

威廉大街上的车流稀疏而有序，有轨电车叮叮当当地驶过，车站上站着几个等车的市民，穿着整洁的衬衫和工作服，手里夹着报纸。

远处，一个工人正在维修街边的路灯，站在升降梯上，嘴里叼着烟，手里拧着螺丝悠闲自在。

平静。太平静了。

伦敦已经天塌了一般的消息传遍了整个英国，而这里——柏林的心脏，这次演习的总策划地——平静得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没有紧急会议，没有官员奔跑的身影，没有加急电报的电报机滴滴声从窗户里传出来。

一切照常运转，仿佛对面那个拥有四亿多人口、两百多年历史的老牌帝国正在分崩离析这件事，连让他们抬起眼皮看一眼的兴致都提不起。

奇尔顿的手指在窗台上轻轻叩了几下，他突然有一种荒唐的冲动——想冲着这栋大楼里那些不紧不慢地走着的德国官员们大喊一声：

你们到底知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你们家的飞机和军舰正堵在我们家门口，我们国内已经乱成一锅粥了，你们的政府难道就没有一句解释吗？

门外逐渐传来了脚步声。

奇尔顿看了一眼表。已经等了将近二十分钟了。

二十分钟。不算长。但在今天这个日子里，每一分钟对奇尔顿来说都度日如年。

门终于被推开了。

奇尔顿几乎是条件反射般地转过身，脸上已经挂上了经过千锤百炼的外交式的微笑——嘴角微微上扬，眼睛微微弯起。

然后他的笑容僵住了。

走进来的不是他见过的那个人。

他见过德国外交部的部长，但走进来的这个人却不是他。

这个人大概三十出头，圆脸，戴着一副朴素的黑色圆框眼镜，他的手里夹着一个薄薄的棕色牛皮纸文件夹，进来的时候先是礼貌地朝奇尔顿点了一下头。

奇尔顿的眼睛扫了那个人一眼，从他的穿着和气场来看，他更像某个司局里负责整理文件的普通科员。

德国外交部连一个司长都不愿派来见他吗？

这个念头像一盆冰水一样从奇尔顿的头顶浇下来。

他脸上的笑容虽然还维持着，但嘴角的弧度已经不受控制地往下掉了。

他知道在外交场合，接待对方的级别本身就是一种信号。

派部长级官员迎接，表示重视；派司长级官员迎接，表示例行公事；派一个从来没见过的、看起来像科员的年轻人在让对方等了将近半个小时后才出现——

奇尔顿的感觉自己的心脏又狠狠抽了一下。

难道德国人真的要借演习的借口正式登陆英国？

不然怎么会连一个像样的外交官都不肯派出来？

他们是不是已经认为大英帝国不配享有对等的外交礼遇了？

“奇尔顿先生？”

年轻人开口了，声音清朗，

“我是伊曼，德国外交部西欧司二等秘书。我们的部长今天有一个与人民委员会主席团的协调会，无法亲自接待您，由我代为转达我方立场。非常抱歉让您久等了。”

二等秘书。西欧司。

奇尔顿在心里把这两个头衔过了一遍，二等秘书，在任何一个外交部的职级体系里都属于中下层。

德国人派一个二等秘书来见他这个大英帝国的全权大使，如果他还有半点脾气的话，现在就应该转身走人。

但他不能走。

他今天的任务不是维护外交尊严，而是打探德国人的真实意图。

尊严在大英帝国生死存亡面前不值一先令——不，连半个便士都不值。

“伊曼先生，”

奇尔顿伸出手，和年轻人握了一下，

“感谢你的接待。我的来意想必贵方已经清楚——我奉伦敦的指示，希望就贵方目前在英吉利海峡进行的大规模军事演习进行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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