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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玉慧洗了近两个小时。

她觉得自己的身体仿佛同什么死亡了并且腐烂了的东西接触过似的,这在她内心深处造成一种特殊的敏感。那更是一种觉得自己被有害射线辐射了的敏感。并非一个有洁癖的女性觉得自己肮脏了的敏感,它曾穿透过她的心灵,在她的心灵上留下了灼焦后的疤痕。而那是用药皂和水洗不掉的。她洗着洗着,伏在浴盆边沿哭了。

她的“最后的停泊地”,在水雾中变得模糊了,距离她更远更远了。仿佛是一处可以望到而根本去不到的地方。仿佛“海市蜃楼”,美妙又缥缈……

她很长时间没哭过了。

她回到家里,见小俊在拖地:“哎呀小俊,别拖!我自己来!”

房间里明亮了许多。

她放下挎包夺拖把。

“大姐我拖!我干活干惯了,一会儿也闲不住。你刚洗完澡,肯定怪乏的……”小俊不放开拖把。

她只好任由姑娘继续拖。

“你还替我擦窗了?”

“嗯。”

“小俊,你是我的贵客,不许再替我干活!”

小俊低着头笑笑。

她走入卧室,站在大衣柜前梳发,想换件衣服,拉开柜门一看,见内中变了样子,又问:“你还替我整理衣柜了?”

“嗯。”小俊拄着拖把,抬头看她,“大姐,你不介意吧?”

“不介意。你又不是外人!”她发现小俊仍穿着自己的鞋,便找出一双八成新的半高跟皮鞋,放在小俊脚旁,说,“你看我,光给了你衣服,连双鞋也没给你!这双鞋大姐没怎么穿过,试试跟不跟脚,大小合适的话就归你了。”

小俊站在那儿,拄着拖把换上了那双鞋,来回走几步,腼腆地笑道:“大姐,还怪合适的呢!”

她也笑了,说:“你像个城市姑娘了。今晚我带你到我家去吃饭,让我们全家人都认识认识你!”

她全家的人都对小俊非常亲热。

离休的父亲,将小俊视为“人民”。而这北大荒姑娘所代表的那些他并不了解的人民,又是他的女儿当年非常贴亲过的人民。

他对小俊的欢迎是由衷的。

他请小俊回到北大荒以后,问问农场的领导,欢不欢迎他去“安家落户”,做一名普普通通的农场职工。

小俊保证将这个话带到。还说,以他的资格,起码得安排他做总局一级的官儿,哪能就让他当一名普普通通的农场职工呢!说得全家人都笑起来。

父亲笑道:“官儿是不当啰!当了一辈子,当够啰!”

她知道父亲这话是不由衷的。父亲当了一辈子官儿,并没当够。如今仍挂着市政协主席的头衔。假若任何职位都失去了,他也就不知道该怎么活着了。而且父亲也是绝不会去到北大荒当一名普普通通的农场职工的,肯定睡不惯硬邦邦的火炕,每天不舒舒服服地洗一次热水澡也是不行的。甚至根本不可能像她所想的那样,觉着挎个小篮在毛毛细雨中到北大荒的林子里去采蘑菇乃人生一大愉快……

母亲多半是通过对小俊的亲热体现对这个女儿的亲热而已。自从姚玉慧有了自己的房子,回家团聚的次数越来越少了。这个家的存在,对于她也越来越不重要了。而母亲对于这个已经三十六岁的,有了未婚夫却仍迟迟不结婚的长女,越来越不可理解了。母亲已经渐渐开始接受一个事实——越来越无可奈何地失去着她这个当处级干部的女儿。母亲对她采取“无为而治”的态度,不愿再多操什么心,由之任之。正因为如此,每次她回到家里,母亲才对她格外亲热。那种亲热是对日趋淡薄了的母女之情的掩饰。

当人与人相互之间不再能够给予真正的情感和心灵方面的安慰,人与人相互之间则便不再能够存在什么特殊的关系。母女亦罢,父子亦罢。

弟弟对小俊的亲热完完全全是对一只小猫小狗的亲热,连这种亲热在他也是凑趣罢了。小倩并没有当成她的弟妹,嫁给了一位加拿大商人。在国外离了婚,去年通过中国大使馆“营救”回来。她碰到过小倩一次,推辆外国婴儿车。车内躺着一个金头发蓝眼睛的“混血儿”。比从前更时髦了,一副高贵的样子,仿佛是中国最后一位皇帝的母亲。听弟弟说她又要第二次出国了,这次要嫁给的是一位有欧洲血统的日本人。弟弟和小倩,究竟谁“蹬”了谁,对全家人都是一个谜。弟弟也结了婚,也离了婚,刚离婚不久。弟弟目前正恋爱着一位法国女留学生,却一直没敢领到家里来,当市政协主席的父亲不允许。而弟弟自己有了一套房子,也就不屑于将那位法国姑娘领到家里来。妹妹见过那位法国姑娘一面,评论是:“都说法国女郎是全世界最美的女性,哥你追求的这一位怎么看着那么不顺眼啊?脸也太窄太长了点儿吧?正面儿看好像一只汽车轮胎!”

弟弟却说:“既要出国,又要做一位漂亮的外国女郎的丈夫,哪有那么两全其美的事儿?鱼与熊掌,二者不可兼得。漂亮的中国女人嫁给不那么漂亮的外国男人,出色的中国男人娶不那么出色的外国女人,这是目前普遍的规律。中国穷,和外国人互通嫁娶,当然要自觉降低条件啦!如果五十年后中国仍发达不起来,出色的中国人要不走光了才怪呢!”

弟弟始终认为自己是绝对出色的一个中国人,并且经常要发一通“爱国主义”的议论,忧虑像他这么出色的中国人一旦真走光了的话,中国将怎么办?他急着要出国像临产的孕妇急着要生孩子,不在乎那法国姑娘的脸像“一只汽车轮胎”。

母亲倒不像父亲那么僵化,如今变得很具有现代意识,多次怂恿弟弟将那位法国姑娘带到家里做客。

“我总得好好招待人家几次,啊?要不,将来我到法国去,在人家父母面前多难为情!她家是在巴黎吧?马赛?看看世界地图,马赛是个大城市还是小城市?有所大学?那就必定小不了!不过反正法国也不算太大,外国人又有小汽车,到巴黎方便!她家总不至于连小汽车都没有吧?”

据弟弟说,那位法国姑娘的父亲是开鲜花店的。母亲最初觉得门户颇不般配,认为弟弟起码应该爱上一位教授或者艺术家或者相当于市一级的法国政府官员的女儿。后来也便想开了,承认现实不无道理。

母亲经常发的牢骚是:“现在,什么人都出国!我一九五二年入党,当了三十多年处长,连次出国的机会也没赶上就被一刀切了!改革,改革,没这么个改法的!我们这样的家庭,摊着改革的什么好处了?”她希望有一天以婆婆的身份受到特殊的尊敬到法国观光。

在父亲到北戴河疗养的日子里,在母亲的“幕后策划”和弟弟的精心安排之下,家里举行了几次“沙龙”式舞会。那位法国姑娘凯丽丝小姐,终于出现在本市前任市长的家里。受邀的是一批本市很有名气或者自以为很有名气的年轻的作家、诗人、评论家、画家、编剧和演员。他们借此机会证明他们的的确确是不容忽视的很有名气的一些年轻人,而弟弟通过他们的陪衬证明自己的的确确是毋庸置疑的一位出色的中国人。母亲通过那几次“沙龙”式舞会证明自己绝非一般的普普通通的中国母亲。

“姐,你为什么不回家凑热闹呢?多开心啊!你可没瞧见妈对凯丽丝那股亲热劲儿!攥住人家的手直叫‘媳妇’‘媳妇’!八字还没一撇呢,也叫得太早了点儿是不是?”

被时代的大潮从党政领导岗位淘汰到家里来了的母亲,完完全全成了一位“家庭妇女”之后,变成了牢骚满腹的精神空虚而又寻找不到寄托的女人。母亲不愿承认这个事实,但这个事实随心所欲地摆布着母亲。也许,对于母亲,能以婆婆的身份到法国观光,是最后的寄托和人生的最后满足了。而最后的寄托一旦成为泡影,最后的满足一旦满足,人是会很迅速地接近衰老接近死亡的。她怜悯母亲。

弟弟是对任何人也不会发自内心地亲近起来的了,包括对父母。她太清楚这一点了,因而他对谁都是想装出亲近的样子便可以恰到好处地装出亲近的样子的。弟弟也是个愤怨甚多的人。除了愤怨中国的贫穷落后以及中华民族“种”上的“低劣”,还极端愤怨于如今要在中国人之中寻找到一个全无私心绝对值得信赖处处能够成人之美时时不忘助人为乐的朋友难于上青天,而他首先并不想做别人的这样的一个朋友。姚玉慧觉得,如果说她对父母对这个家庭的情感日益淡漠,乃因她愈来愈不愿依赖这个家庭,愈来愈不愿接受这个家庭的任何形式的恩泽和庇护。这个家庭之对于弟弟,不过是一枚即将过时的目前佩戴在胸前仍足以使某些人侧目而视的正在贬值的徽章罢了。他利用它要一直到它最后那点儿价值丧失尽净为止。

弟弟对小俊的亲近,是一位“出色”的城市里的年轻的当代“绅士”对一个北大荒的“蛮女”的、高贵的亲近。仿佛他认为对小俊越亲近越能显示出自己的高贵、出色和有教养,所以,他不时对小俊进行自以为幽默的机智的调侃。

他敬小俊烟,小俊拒绝,回答不会。

他说:“十八岁的大姑娘叼着大烟袋,不是你们北大荒三大怪之一吗?”

小俊说:“那证明我们北大荒还有十八岁的大姑娘。我来之前,我们那儿的人告诉我,你们城里如今正在搞一次什么调查,全体动员寻找看还有没有一个……大姑娘,好容易找到了一个,没等宣布,结果被找到她的那个男人给……给睡了……”

母亲皱起了眉头。

父亲变得严肃。

弟弟吐了口烟,尴尬地说:“这是对我们城里人的污蔑!”

小俊剥开一块糖说:“所以我不信。你那话也是对我们北大荒人的污蔑,你也别信。”

妹妹则拍手叫好,对小俊大加鼓励:“你这张嘴真厉害。他再取笑你,就这么回敬!”

妹妹对小俊的亲近,是带有浓厚的好奇心的亲近。妹妹对一切引起自己好奇的人都发自内心地亲近得起来,从不计较别人对自己的态度如何,印象怎样。妹妹对一位刚红起来的歌星会产生好奇心,对一位来自北大荒的姑娘也会产生好奇心。

姚玉慧觉得小俊不过就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北大荒姑娘,而妹妹觉得小俊哪儿哪儿似乎都不太寻常,遍身涂着足够神秘的色彩。

小赵也在。他对小俊的亲近不过是礼貌。

全家每个人对小俊的亲近,都与姚玉慧自己对小俊的亲近不同。

然而小俊一副快活的样子,成为中心人物,她反倒不那么腼腼腆腆的了。

然而全家每个人也显出特别快活的样子。由于小俊的存在,那一次团聚气氛轻松而愉悦。

至于姚玉慧,让小俊认识自己的家人,不过纯粹是为了使小俊内心里明白,她对她的到来多么重视。除此而外,别无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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