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48章 风波结束,秦奋又升职了!
地震的余威,如同一个疲惫巨人的最后喘息,在持续了月余之后。
终于渐渐平息,最终彻底归于死寂。
然而,它留给四九城乃至整个华北地区的,却是一片需要漫长时光才能舔舐的、深可见骨的创伤。
倒塌的房屋需要清理重建,损毁的基础设施需要修复。
无数流离失所的家庭需要安置,而更深层的,是弥漫在空气中和人们心头、久久难以散去的惊悸、创伤以及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深深忧虑。
四合院在这场浩劫中,也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
虽然最终没有发生大规模的人员伤亡。
大院里其他家和阎家孩子的痢疾在街道后来设法协调到一些药物后,终于控制住,没有酿成更严重的后果。
但经此一劫,院里本已脆弱的人心与关系,仿佛又经过了一次残酷的冰封与挤压,变得更加疏离、淡漠,甚至带着一种劫后余生的疲惫与麻木。
人们不再有精力去关注别人的家长里短,算计蝇头小利,大部分心思都放在了如何收拾自家的烂摊子,如何应对未来可能更加艰难的生活上。
王建国家最终有惊无险地度过了最危险的时期。
他谨慎地评估风险后,在余震明显减弱、且以“检查房屋内部结构是否安全、以便向部里汇报”为由,开始有限度地、分步骤地清理和启用自家相对坚固的里屋。
他先是用从空间中悄悄取出的简易工具和材料,混在从外面捡来的废墟木料中。
对里屋的梁柱连接处再次进行了检查和加固,确保万无一失。
然后。
他让家人先从廊檐下搬回相对干燥、能遮风挡雨的里屋休息,大大改善了居住条件,也避开了夜露和愈发猖獗的秋蚊。
明面上。
他只说房子结构还算稳固,简单收拾一下能住人,总比在外面强。
院里其他人虽然羡慕,但自家房子损毁更重,也不敢轻易效仿,只能干看着。
在防疫方面,王建国通过李秀芝,以街道群众反映和个人建议的形式,向街道提出了加强对水井、垃圾堆放点等公共区域进行重点、反复消毒的建议。
并“偶然”发现了某处废墟下掩埋的少量未受污染的生石灰。
实则是从“空间”中少量多次转移出来。
贡献给街道用于消毒,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院里的卫生状况。
这些举动,既没有过分暴露自家,又在不引人注目的情况下,为降低疫病风险做出了切实贡献。
也让孙副主任等街道干部对王建国的“有头脑”、“顾大局”留下了更好的印象。
许大茂在地震后期的表现,可谓是偷鸡不成蚀把米。
他试图用道德绑架的方式打压王建国,反被王建国当众将了一军,在街道干部和邻居面前大大失了颜面。
之后,他明显沉寂了许多。
大部分时间缩在自己那间只是轻微受损的屋里,很少在公共区域露面。
即使出来,也是阴沉着脸,不与任何人交谈。
看向王建国的目光,怨毒中更添了几分难以言喻的忌惮。
他似乎终于意识到,王建国这块骨头,远比他想象的要硬,而且反击起来,精准而致命。
在没有绝对把握和更安全的方式之前,他不敢再轻易挑衅。
时间,在清理废墟、修复家园、以及为基本生存而奔忙中,缓慢而沉重地流淌。
当秋意渐浓,第一场寒霜降临四九城时,地震带来的直接混乱和生存危机,总算随着社会秩序的逐步恢复。
供水供电陆续部分恢复,商店开始营业,工厂尝试复工而告一段落。
然而,地震的阴影并未完全散去,它转化为具体的困难:
家无余财者的修房款从何而来?
失去亲人的家庭如何抚平伤痛?
对未来生计的普遍性焦虑……
这些问题,沉甸甸地压在每一个劫后余生者的心头。
就在王建国以为,生活将再次陷入一种缓慢修复、为柴米油盐奔波的新常态,而他或许可以在部里重新起步、尝试在技术岗位上做些实事。
同时继续小心翼翼地守护家庭、观察院里动向时。
一场出乎他意料、却又在时代大潮裹挟下显得顺理成章的人事变动与命运转折,以一种不容拒绝的方式,降临到他的头上。
将他从四合院这个相对封闭的小池塘,猛地推向了更广阔、也更具挑战性的时代洪流之中。
转折的契机,看似偶然,实则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
地震之后,百废待兴。
但“运动”结束后的拨乱反正、工作重心向经济建设转移的步伐,并未因天灾而停止,反而在某些方面显得更加迫切。
食品供应,尤其是肉类供应,在经历了长期短缺和地震冲击后,成为了关系社会稳定和民生疾苦的突出问题。
中央三令五申,要“尽快恢复生产,保障供给”,“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轻工业部下属的食品工业局,承担着全国主要肉类联合加工企业(肉联厂)的行业管理、技术指导和生产协调重任,压力巨大。
而原有的班子,或因年龄,或因知识结构,或因历史遗留问题,在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时,显得力不从心,亟需补充新鲜血液,尤其是懂技术、有基层经验、作风正派、年富力强的干部。
王建国的名字,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摆到了部党组会议的桌面上。
推荐他的人,是陈正部长。
这位老领导虽然年事渐高,但在部里威望犹存。
对王建国这个当年在抗洪抢险和肉联厂恢复生产中表现突出、后来虽经历动荡却始终沉稳低调、在专业上也有一定造诣的“老部下”,一直留有不错的印象。
地震期间,王建国家房屋未倒,王建国本人在街道组织救灾和防疫中表现出的冷静、有条理和有建设性,也给陈部长留下了“临危不乱、有大局观”的好感。
更重要的是,陈部长了解王建国的为人。
踏实,不搞虚的,不拉帮结派。
这在当时急需整顿风气、真抓实干的食品工业系统,显得尤为可贵。
……
在一次研究加强食品工业局领导班子力量的会议上。
陈部长提到了王建国:
“……建国同志我是了解的,在基层干过,懂技术,有实践经验,作风扎实,原则性强。这些年虽然没在主要业务岗位,但没荒废,学习也没放松。
现在食品工业,尤其是肉联系统,问题很多,积弊很深,需要这样能沉下心、能解决问题的同志去挑担子。
我建议,可以考虑把他放到食品工业局去,加强领导力量,主抓生产和技改这一块。”
陈部长的提议,得到了部分领导的赞同,但也有人提出疑虑:
王建国能否胜任?
级别资历是否足够?
食品工业局情况复杂,他能打开局面吗?
陈部长的态度很明确:
“能不能胜任,要看实践。级别可以提,资历可以积累,但像他这样经过考验、有潜力的干部,应该给机会,压担子。
至于局面复杂……正因为复杂,才更需要有原则、有韧性、能顶得住压力的同志去。
我相信王建国同志能够经受住考验。”
就这样。
经过一番并不算太复杂的研究和必要的组织程序。
一纸调令,伴随着一份崭新的任命文件,送到了刚刚回到部里上班不久、还在适应震后新工作节奏的王建国手中。
任命:
王建国同志任中华人民共和国轻工业部食品工业局副局长、党组成员,分管全国肉类联合加工行业生产、技术、基建及安全工作。
看着白纸黑字、盖着鲜红部印的文件,王建国足足愣了好几分钟,心脏在短暂的停滞之后,开始剧烈地跳动起来。
不是因为狂喜,而是一种混合着巨大压力、难以置信、以及一丝被时代浪潮猛然推至前沿的茫然与沉重。
副局长?
食品工业局?
分管全国肉联行业?
这几个词,每一个都重若千钧。
副局长,意味着他正式进入了部里的中层领导序列,虽然排名靠后,但已是实实在在的“领导职务”。
食品工业局,是部里核心的业务局之一,掌管着关系国计民生的食品(尤其是肉、蛋、禽等副食品)工业生产命脉。
而“分管全国肉联行业”,更意味着他将直接面对全国上下数百家规模不一、情况千差万别、问题堆积如山的肉类联合加工厂。
从东北的屠宰冷藏,到中原的分割加工,再到南方的腊味制品……
生产计划、技术革新、设备改造、质量安全、职工生活……
千头万绪,责任重大。
这与他之前担任的、相对务虚的“处长”职务,以及更早之前在肉联厂搞具体技术项目,有着天壤之别。
这是真正的独当一面。
是参与制定和执行行业政策,是协调部委与地方、企业之间的关系。
是要在资源有限、矛盾突出、历史欠账多的困难条件下,想方设法提高产量、改善质量、保障供给、推动行业技术进步。
压力,如同无形的山岳,瞬间压上了王建国的肩头。
他第一个念头不是“升官了”的喜悦,而是深深的责任感和一种近乎本能的警醒:
这副担子,太重了。
以他目前的经验、人脉、对全国行业情况的了解,能挑得起来吗?
会不会辜负组织的信任和陈部长的期望?
食品工业局内部关系如何?
地方和企业的那些“老江湖”会买他这个新官的账吗?
无数潜在的问题和困难,如同潮水般涌入他的脑海。
然而。
在最初的震惊和压力过后,另一种情绪,也开始悄然滋生。
那是一种被压抑已久的、属于技术人员和实干者的渴望与冲动。
他曾亲眼目睹肉联厂在洪水后的惨状,也曾为那个小小的技术改造项目呕心沥血却最终夭折而扼腕。
他深知这个行业的技术落后、管理粗放、浪费严重,也清楚老百姓对“吃肉难”的抱怨和期盼。
以前。
他人微言轻,只能管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最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些尝试。
现在,机会突然摆在了面前——
一个能够真正影响、甚至可能改变这个行业某些面貌的机会!
虽然困难重重,虽然前途未卜,但这不正是他内心深处,一直隐隐期待能够做点实事、发挥所长的舞台吗?
两种情绪在他心中激烈交战。
理智告诉他,前路艰险,一步踏错。
可能万劫不复,不仅个人前途尽毁,也可能给工作带来损失。
但内心深处那股不甘平庸、渴望在时代转折中有所作为的热流,又不断冲击着理智的堤防。
他想到了地震中自家那侥幸屹立的房屋,那是他未雨绸缪、相信技术、务实准备的结果。
管理一个行业,或许道理相通?
需要远见,需要扎实的工作,需要尊重规律,也需要在关键时刻的决断和担当。
他想到了陈部长的信任和提携。
这位老领导在关键时刻拉了自己一把,这份知遇之恩,不能辜负。
他想到了家人。
如果接下这个担子,势必更加忙碌,陪伴家人的时间会更少,肩上的责任和风险却更大。
但反过来,如果他能在这个位置上做出成绩,不仅能为国家做贡献,也能为家人创造更安稳、更有保障的未来。
而且。
这份工作本身,不也正是为了千千万万个像他一样的家庭,能碗里多点油水,日子过得好一点吗?
思虑再三,王建国深吸一口气,目光重新变得坚定而清明。
他拿起笔,在需要他签署“同意”的干部任职表格上,郑重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笔迹沉稳,力透纸背。
没有激昂的誓言,没有浮夸的表态。
他知道,真正的考验,从现在才正式开始。
接下来的日子,王建国进入了高速运转和密集学习的状态。
他先是跟随陈部长,与食品工业局的其他领导。
局长是一位姓郑的老同志,作风稳健,但锐气稍逊。
见了面,进行了初步的工作交接和熟悉。
郑局长对他表示了欢迎,但话里话外也透露出局里工作“难度大、矛盾多”、“要循序渐进”的意思。
王建国姿态放得很低,表示自己是来学习的,一定配合好局长和其他同志的工作。
他花了大量时间,埋头在局里的档案室和资料库,查阅近几年来全国肉联行业的生产统计报表、技改项目报告、事故通报、各地反映的问题简报,以及部里相关的政策文件、会议纪要。
他像一块干燥的海绵,疯狂地吸收着关于这个行业的一切信息:
产能分布、技术装备水平、主要产品结构、成本构成、亏损企业情况、职工队伍状况、与商业、农业、卫生等相关部委的协作关系……
越看,心情越沉重。
问题比他想象的还要多,还要复杂。
设备老化惊人,五六十年代甚至更早的苏式设备还在超期服役;
工艺落后,出肉率低,副产品综合利用差;
管理混乱,跑冒滴漏严重,安全事故时有发生;
由于长期价格管制和原料(生猪)收购问题,全行业亏损面很大,企业缺乏活力,职工待遇低下,人心不稳。
同时,他也开始有选择地接触局里的业务骨干和下属处室的负责人。
他不再像以前那样刻意保持距离,而是以请教工作、了解情况为名,与那些看起来踏实肯干、有专业背景的同志多交谈。
他发现,局里并非铁板一块。
也有不少人对行业现状忧心忡忡,希望能有所改变,只是苦于没有抓手。
或者受制于各种条条框框和人浮于事的作风。
这让他看到了一丝希望。
家庭方面,他将任命的事情告诉了家人。
王老汉和陈凤霞既高兴又担忧,反复叮嘱他要“小心谨慎”、“注意身体”。
李秀芝则表现出了极大的理解和支持,表示会照顾好家里,让他放心工作。
新民新平新蕊已经上了高中中,懂事了许多,知道父亲责任重了,也变得更加自律。
院里也很快知道了王建国“高升”的消息。
这在一潭死水般的四合院,无疑投下了一块巨石。
反应各不相同。
阎埠贵第一时间上门道贺。
脸上堆满了夸张的笑容,说着“早就看出建国你不是池中物”、“以后可得多关照咱们院里”之类的套话。
眼神里却闪烁着更深的算计,似乎在衡量王建国这个新贵能给他带来什么实际好处。
秦淮茹听说后,在公用水池边遇到李秀芝,低声道了句“恭喜李姐”。
眼神里有一丝复杂的、难以言喻的光芒,似乎是羡慕,又似乎是感叹命运的无常。
她家的日子依然艰难,修房子的钱还没着落。
傻柱在食堂听工友议论后,回来碰到王建国,憨厚地笑了笑,说了句:
“建国哥,当大官了,好事!以后能吃上便宜好肉不?”
话虽直白,却带着底层工人最朴素的期望。
许大茂的反应最值得玩味。
他足足有好几天没在院里露面,后来偶然遇到,也只是阴沉着脸,远远地点了点头,便匆匆避开。
那眼神里,除了惯有的阴鸷和嫉恨,似乎还多了一丝难以掩饰的畏惧。
以及更深沉的、被现实差距再次拉大后的无力与怨毒。
王建国地位的提升,无疑让他那些上不得台面的算计和挑衅,显得更加可笑和危险。
他或许在后悔,当初不该轻易招惹这个看起来低调、实则后劲绵长的对手。
对于这些院里的反应,王建国看在眼里,并未放在心上。
他的心思,早已飞向了更广阔的世界和更艰巨的任务。
他知道,院子里这些鸡毛蒜皮、勾心斗角,与他即将面对的风浪相比,简直不值一提。
但他也提醒自己,越是身居要位,越要谨慎,越要注意影响,绝不能授人以柄。
许大茂之类的小人,可以暂时不理,但不得不防。
正式上任后,王建国并没有急于发表什么施政纲领,也没有下去“视察”摆威风。
他做的第一件事,是向郑局长和部党组提交了一份详细的、请求用三个月时间,对全国主要产区、有代表性的肉联厂进行一轮深入摸底调研的报告。
他的理由很充分:
情况不明,决心难下。
只有掌握了第一手资料,看清了问题的症结,才能制定出符合实际、行之有效的工作思路和措施。
陈部长对他的务实态度大为赞赏,很快批准了他的调研计划。
郑局长虽然觉得“是不是太急了点”,但也表示支持。
于是。
在秋末冬初的寒风中,王建国带着局里两名精干的业务干部。
一位是生产处的老科长,一位是技术处的年轻工程师。
拎着简单的行李,开始了他的全国之行。
他们的行程排得很满,从东北的哈尔滨、长春,到华北的天津、石家庄,再到中原的郑州、武汉,以及南方的长沙、广州……
他们深入车间,查看设备,翻阅台账,与厂长、技术员、老工人座谈,也听取地方工业管理部门和商业部门的意见。
他们住厂里的招待所,吃食堂的饭菜,有时为了赶路,就在火车上啃干粮。
调研的过程,艰苦而充实。
王建国看到了高大宽敞但设备锈迹斑斑、制冷效率低下的老式冷库;
看到了流水线上工人们依然依靠蛮力和经验进行手工分割,劳动强度大,出品率不稳定;
看到了因污水排放不达标而被周围居民投诉、面临停产威胁的窘境;
也看到了少数企业通过一些小改小革,在节能降耗、提高产品质量方面取得的微小但可喜的进步。
他听到了厂长们对资金短缺、原料不足、政策束缚的满腹苦水;
听到了工人们对低工资、高强度劳动、恶劣工作环境(低温、潮湿、噪音)的抱怨和无奈;
也听到了地方干部对“部里政策能否结合实际”、“指标是否合理”的各种意见。
他随身带着一个厚厚的笔记本,密密麻麻地记录着看到、听到的一切,不评价,不表态,只是不断地问、仔细地听、认真地记。
同行的老科长私下对年轻工程师说:
“王局长这调研,是真钻啊,比咱们以前陪过的那些领导实在多了。”
调研途中,王建国也遭遇了意想不到的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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