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49章 试点工作的困难
在武汉一家规模较大的肉联厂,他竟然遇到了被下放多年、杳无音信的沈墨!
沈墨看起来苍老了许多,但眼神依旧锐利,穿着沾满油污的工作服,正在车间角落里摆弄一台老旧的真空包装机。
看到王建国在一群人的簇拥下走进车间。
沈墨只是抬头看了一眼,便又低下头,继续手里的活计,仿佛不认识一般。
王建国心中波澜起伏,但表面上不动声色。
在听取厂里汇报时,他特意问起了厂里技术革新和废水处理的情况。
厂长面露难色,说了一些套话。
散会后,王建国以“看看老设备”为名,独自走到了车间那个角落。
“沈工,好久不见。”
王建国低声说,语气平静。
沈墨手上的动作停了一下,没有抬头,只是“嗯”了一声。
“这台机器,毛病在密封圈老化,真空度不够吧?”
王建国看着那台机器,用专业的口吻说,
“是不是尝试过用耐油橡胶自己车过垫片,但效果不好?”
沈墨这才抬起头,推了推眼镜,仔细看了王建国一眼,眼神里闪过一丝惊讶,随即又恢复了平静:
“王局长好眼力。是这个问题。厂里没备件,自己做的又不达标。”
“我回头让部里器材公司查查,看有没有类似的替代品,或者想想别的办法。”
王建国像是随口说道,然后顿了顿,声音更低,
“沈工,你的问题,我听说了一些。现在政策在变,有技术、肯实干的人,总会有用武之地。保重身体,耐心点。”
说完,他不等沈墨回应,便转身离开了。
他不能承诺什么,也不能表现得太熟络,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这个曾经给予他关键帮助、也身怀真才实学的旧识一点微不足道的关怀和暗示,是他应该做的。
沈墨看着他的背影,沉默了很久,然后继续低头摆弄那台机器,只是手上的动作,似乎轻快了一些。
三个月的调研结束时,王建国的笔记本已经记满了厚厚几大本,人也瘦了一圈,但眼神却更加明亮、坚定。
他对全国肉联行业的现状、问题、潜力和方向,有了一个清晰而具体的轮廓。
哪些是共性问题,哪些是特殊矛盾;
哪些可以立即着手解决,哪些需要长远规划;
哪些需要部里政策支持,哪些可以靠企业自身挖潜;
哪些技术是急需引进或攻关的,哪些管理漏洞是必须堵塞的……
他心里渐渐有了一本账。
回到部里。
他没有休息。
立刻闭门谢客,花了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
将自己调研的所见、所闻、所思,结合国家的政策方针和部里的工作要求,整理成了一份长达数万字的《关于当前我国肉类联合加工行业主要问题与对策建议的调研报告》。
报告没有空话套话。
数据详实,案例具体,问题剖析一针见血,提出的建议既有宏观思路,如推动行业结构调整、改革管理体制、调整价格政策。
也有具体措施,如选择一批重点企业进行技术改造试点、组织关键设备技术攻关、制定行业质量卫生标准、加强职工技术培训等。
甚至对可能遇到的阻力和需要协调的部门,都做了初步预估。
报告完成后,他先呈送给郑局长阅示。
郑局长看后,沉默了良久,才摘下老花镜。
他长长叹了口气:
“建国啊,你这报告……写得很实在,问题抓得准,建议也有针对性。但是……牵扯面太广,触动利益太多,实施起来,难度不是一般的大啊。你要有思想准备。”
王建国平静地说:
“郑局长,我知道难。
但问题摆在那里,不解决,行业就没有出路,老百姓吃肉的问题就永远是个难题。
再难,总得有人去碰,去尝试。
我们可以先易后难,选择一两个最突出、群众反映最强烈、又相对有条件解决的问题,先搞试点,摸索经验,逐步推开。”
郑局长看着他坚定的眼神,最终点了点头:
“好吧。你把报告精简一下,准备一下,在局务会上先讲讲,大家议一议。然后,我再向部党组和陈部长汇报。”
……
几天后。
食品工业局的局务扩大会议召开。
王建国用了一个上午的时间,向与会的各处室负责人和业务骨干,详细汇报了他的调研情况和报告核心内容。
他没有慷慨激昂,只是用平实甚至有些枯燥的语言,列举着一个个触目惊心的数字和实例,分析着背后的原因,阐述着他的思考和建议。
会场起初有些嘈杂,但渐渐地安静下来,只剩下王建国平稳有力的声音和钢笔划过纸张的沙沙声。
许多人被报告内容的翔实和问题的尖锐所震撼,也被王建国这种务实、深入、敢于直面矛盾的工作作风所触动。
当然。
也有不以为然者,觉得他“小题大做”、“好高骛远”,或者担心触及自己的“地盘”和利益。
讨论很激烈。
支持者认为报告切中要害,找到了行业的“病根”,开出的“药方”也有道理,应该支持王建国放手去干。
反对者或质疑者则认为,想法很好,但脱离实际,资金从哪里来?
技术从哪里来?
地方和企业会配合吗?
搞不好会弄出乱子。
王建国耐心地听着各种意见,记录着,偶尔插话解释或补充。
他不强求一致,但坚持自己的核心判断:
这个行业不改革、不进步,就没有前途。
最终,会议原则同意王建国提出的“先试点、后推广”的思路。
决定选择几个不同类型、有代表性的肉联厂,作为“技术改造与管理升级综合试点”,由王建国具体负责组织实施,局里给予必要的支持和协调。
试点内容就从他报告建议中,挑选了“降低能耗、提高出肉率”、“改善分割车间劳动条件与卫生标准”、“开展职工岗位技术培训”等几项相对具体、见效可能较快的项目入手。
虽然只是一个有限的试点,但王建国知道,这已经是迈出了艰难而关键的第一步。
他拿到了“尚方宝剑”,有了一个可以施展的舞台,尽管这个舞台很小,台下等着看戏甚至等着拆台的人很多。
从局务会出来,已是傍晚。
王建国没有立刻回家,而是独自走到了部里的院子里。
初冬的寒风带着凛冽的意味,吹在脸上有些刺痛。
他抬头望着灰蒙蒙的天空,深深吸了一口冰冷的空气。
前路依然漫漫,荆棘密布。
他知道,属于他的、真正意义上的战斗,刚刚打响。
而他的战场,不再仅仅是那座小小的四合院,而是整个中国庞大而滞重的肉类加工工业体系。
他将用他的智慧、他的坚韧、他的务实,去挑战陈规,去推动变革,去为这个关乎亿万人餐桌的行业,寻找一条焕发生机的道路。
无论成败,他都将无愧于心,无愧于这个时代赋予他的责任与机遇。
他转身,朝着家的方向,迈开了沉稳而有力的步伐。
身影在暮色中,被拉得很长,却透着一种前所未有的、顶天立地的力量感。
没多久。
试点方案很快在部里走完了必要的程序,获得了陈部长的原则批准。
王建国没有耽搁,立即从调研时印象较深、问题具有代表性、且当地政府和厂领导表现出一定改革意愿的几家肉联厂中,精心挑选了三个作为首批试点单位:
东北H省林江市肉联厂。
典型的老工业基地大型厂,设备严重老化,但技术底子尚存,职工队伍庞大,历史包袱沉重。
华北H省平原县肉联厂。
中型厂,管理相对混乱,浪费严重,但地处生猪产区,原料有保障。
以及南方G省滨江市肉联厂。
改革开放前沿,有一定外贸任务,对新技术、新管理方法接受度高,但受计划经济束缚也明显。
选择这三个点,王建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它们分别代表了老工业基地、传统农区、沿海开放地区三种不同类型,面临的困难和优势各异,试点取得的经验也将更具普适性。
试点内容则聚焦于几个最紧迫、也相对容易见到短期效果的“小切口”:
在保证基本生产的前提下。
一是进行以降低煤、电消耗为核心的节能降耗技术改造。
重点是锅炉、制冷系统和照明;
二是改善分割、剔骨等主要车间的劳动环境和基本卫生条件。
如通风、照明、刀具消毒、工作台改造;
三是在全厂范围开展有针对性的岗位技术练兵和考核,并与有限的物质奖励挂钩。
王建国的思路很明确:
先从看得见、摸得着、职工能直接感受到好处的地方入手,争取尽快取得一些实实在在的成效,提振信心,积累经验,再逐步向更复杂的领域,如工艺流程优化、新产品开发、成本核算改革等推进。
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异常骨感。
试点工作甫一启动。
各种预料之中和预料之外的困难与阻力,便如同沼泽地里的泥淖,从四面八方缠绕上来,试图将这只刚刚起航的小船拖入停滞甚至倾覆的深渊。
最大的阻力,首先来自资金。
部里虽然同意了试点,但能拨付的专项资金极其有限,杯水车薪。
主要的改造资金需要试点企业自筹,或者争取地方财政支持。
然而,当时的肉联厂绝大多数处于微利甚至亏损状态,自有资金捉襟见肘。
地方财政也普遍紧张,对投资一个“未必能立即见效益”的肉联厂技术改造,兴趣不大,优先级往往排在后头。
王建国不得不带着试点方案和厚厚的数据材料,像化缘的和尚一样。
跑部里的计划司、财务司,跑相关省市的主管厅局,反复游说。
陈述利害,磨破嘴皮,常常是为了争取几万块钱的补助或贷款指标,就要开上好几个协调会,看无数冷脸。
这个过程。
让他深切体会到在旧体制下推动任何一点变革,所面临的资源约束和条块分割的掣肘是多么严重。
其次,是观念和习惯的阻力。并非所有人都欢迎“改变”。
一些厂领导安于现状,觉得“这么多年都这么过来了,改什么改?弄不好还得担责任”。
部分习惯了粗放管理和“大锅饭”的中层干部,对引入岗位考核和奖励表示抵触,认为这是“变相克扣工人”、“搞资本主义那一套”。
甚至有些老师傅,对改变使用了多年的工具和工作流程也心存疑虑,担心新技术学不会,或者新方法“不顺手”。
在滨江厂,当王建国提出要参照国外资料,尝试改进分割下刀方式以提高出肉率时,一位干了三十多年的老分割工就当面嘟囔:
“洋鬼子那套花架子,中看不中用!咱这手法是祖辈传下来的,一刀下去多少肉,心里有谱!”
第三,是具体实施中的技术和管理难题。
节能改造需要停部分设备,影响生产计划,如何协调?
新采购的节能灯具、轴承、密封件,质量参差不齐,如何保证效果?
岗位练兵考核的标准如何定才公平合理?
奖励的钱从哪儿出,比例多少合适?
这些看似细微的问题,在实际操作中都可能引发矛盾,消耗大量精力。
在林江厂,就因为更换一台老锅炉的省煤器时与生产调度没协调好,导致屠宰线停了半天,差点造成待宰生猪死亡,厂长急得跳脚,对试点工作组的怨气差点爆发。
此外,还有来自外部的干扰和竞争压力。
试点消息传开后。
其他非试点地区和企业,有的观望,有的说风凉话,也有的暗中较劲,生怕试点成功显得自己落后。
商业部门对肉联厂搞内部考核奖励有看法,担心影响调拨计划完成。
卫生、环保等部门也对改造项目提出了各自的要求和标准,有些甚至相互矛盾,让厂里无所适从。
面对这重重困境,王建国没有气馁,更没有退缩。
多年的基层历练和谨慎性格,让他早已对改革的艰难有充分的心理准备。
他像一名在雷区排雷的工兵,又像一位在复杂棋局中寻找生路的棋手,沉着、耐心而又极其务实地应对着每一个挑战。
他将试点工作组的核心人员,包括从部里和下属单位抽调的几个得力干将分成三个小组。
分别常驻三个试点厂,与厂里的技术、生产、劳资部门人员混合编组,同吃同住同劳动,深入了解情况,现场解决问题。
他自己则坐镇京城。
但保持与各试点厂和工作组的密切联系,每两周必定通过长途电话或书信听取详细汇报。
每半个月必定抽时间飞赴其中一个试点厂实地检查指导,解决问题。
对于资金问题。
他一方面继续不遗余力地“化缘”,另一方面也想方设法挖掘企业内部潜力。
他推广平原厂一个老会计提出的“修旧利废、小改小革”建议。
鼓励工人利用废旧材料自制或改造工具,对提出有效建议并产生效益的给予奖励,虽然钱不多,但调动了一部分职工的积极性,也解决了一些实际问题。
对于滨江厂有外贸任务、对产品质量和规格要求高的特点,他帮助厂里争取到了一笔出口产品提质增效的专项补贴。
专门用于改造分割车间的照明和卫生设施。
使改善工人劳动条件与提高出口效益直接挂钩,得到了地方外贸部门的支持。
对于观念阻力。
他不搞强行灌输,更不扣帽子,而是采取“典型引路、事实说话”的策略。
在平原厂,他支持工作组和厂里挑选了几个有上进心、肯钻研的年轻工人。
在老师傅的指导下,率先尝试新的剔骨手法和刀具保养方法,并精确记录下肉耗降低、效率提高的数据。
当一个月后。
这几个年轻人的工资因考核优秀和节约奖励明显高于其他人时,不用多说,其他工人自然就开始打听、学习。
在林江厂,他请来部里情报所懂外语的同志,专门搜集翻译了国外同行业在节能、卫生、劳工保护方面的资料和图片,举办小型展览,组织班组长以上干部参观讨论,让事实冲击旧有观念。
对于那位质疑“洋鬼子花架子”的老分割工,王建国没有反驳。
而是请他在改进传统手法的基础上,与新方法进行“比武”。
同台切磋,互相借鉴。
最后融合形成了一套更优的操作规范,老工人心服口服,还成了技术推广的积极分子。
对于实施中的具体难题。
他充分发挥工作组和厂里技术人员的作用,建立“问题清单”和“协调台账”,明确责任人,限期解决。
涉及多部门协调的,他亲自出面或请部里相关司局协调。
他反复强调:
“试点不怕出问题,就怕藏着掖着不解决。
我们的任务就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为全面推广积累经验、摸索办法。”
这种务实、坦诚的态度,逐渐赢得了试点厂大多数干部工人的理解和信任。
然而。
就在三个试点厂的工作在磕磕绊绊中艰难推进,并开始零星显现出一些积极苗头。
如林江厂锅炉煤耗初步下降,平原厂分割车间肉耗率有所降低,滨江厂出口产品合格率提升之时。
一场突如其来的、来自更高层面的政策调整风波,差点让整个试点工作天折。
事情起因于当时经济领域一场关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大讨论。
有观点认为,对国营企业的管理应该更严格,防止“市场因素”冲击计划。
在这种思潮影响下,部里某位领导在一次内部会议上,不点名地批评了——
“某些同志”在企业管理中“过分强调物质刺激,忽视思想政治工作”,“盲目模仿国外,脱离国情”。
这话虽然含糊,但矛头隐隐指向了正在试点厂推行的岗位考核奖励和借鉴国外经验的做法。
风声很快传到试点厂和基层。
一些原本就对试点持怀疑或反对态度的人,仿佛拿到了“尚方宝剑”。
开始公开质疑甚至抵制试点工作。
平原厂一位副厂长在厂务会上公然说:
“部里领导都说话了,咱们这么搞,方向对不对?别到时候功劳没有,先犯了错误!”
林江厂试点工作组上报的关于拟对节能显著班组进行奖励的方案,被厂党委压下来迟迟不批。
滨江厂与外商接触、探讨引进小型分割设备的事宜也被迫暂停。
试点工作组的同志们感到了巨大的压力,人心浮动。
三个试点厂的进展几乎同时陷入停滞。
消息传到京城,王建国的心情也沉到了谷底。
他意识到,这已不仅仅是具体工作中的困难,而是涉及到改革方向和政治风险的深层问题了。
如果处理不好,不仅试点可能前功尽弃,他个人的政治前途也可能受到影响。
关键时刻,陈部长的态度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
在得知情况后,陈部长将王建国叫到办公室,关起门来谈了很久。
“建国,压力很大吧?”
陈部长给他倒了杯茶,语气平和。
王建国苦笑一下,坦然道:
“部长,压力确实有。主要是担心试点半途而废,辜负了您的信任,也对不起厂里那些已经动起来的干部职工。”
陈部长点点头,缓缓说道:
“有争论,很正常。
改革嘛,就是摸着石头过河,谁也不能保证每一步都绝对正确。
但大方向不能错。
什么是大方向?
提高生产效率,改善产品质量,降低消耗,保障供给,改善职工劳动条件,让企业有活力,让国家得利,让群众受益,这就是大方向!
你们试点搞的那些东西,是不是朝这个方向努力?”
“是的,部长。我们的一切措施,都围绕这些目标。” 王建国肯定地回答。
“那就对了。”
陈部长目光炯炯地看着他,
“只要大方向对头,具体方法可以探索,可以完善。
部里那位领导的讲话,是从一个侧面提醒我们要注意政策界限,加强领导,这也没错。
但不能因为怕摔跤就不走路。
试点试点,就是试验、比较嘛。
你们要坚定信心,同时也要注意工作方法,把思想政治工作做细,把道理给干部职工讲清楚,把试点取得的实实在在的效果摆出来。
要用事实来回答疑问,而不是空对空地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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