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28章"趁热喝"
周国平从民政局出来的时候,手里捏着那本暗红色的离婚证,站在台阶上愣了几秒钟。深秋的风灌进领口,他缩了缩脖子,把证件塞进裤兜里,大步流星地走向路边。
身后没有脚步声跟上来。
他知道她还在里面。他签完字起身的时候,看见她低着头,手指捏着那支笔,迟迟没有落下。工作人员问了两遍,她才慢慢签上自己的名字——周国平记得她写字的样子,一笔一划,端端正正,和她这个人一样,做什么事都不慌不忙,认认真真。
但他没有等她。他甚至没有回头看一眼。
手机在口袋里震了一下,是妹妹周小朵发来的消息:“哥,钱什么时候到?中介说房子不等人。”
他飞快地打了几个字过去:“今天,别急。”
三十五万。这是他全部的财产。房子卖了,一人一半,他的那份全在这里。这套房子是他跟前妻方敏结婚第六年才买上的,两室一厅,不大,但收拾得干净亮堂。方敏喜欢在阳台上养绿萝,那些藤蔓垂下来,把整个阳台遮成一片绿色的帘子。夏天傍晚,两个人坐在阳台上吃西瓜,籽吐到花盆里,来年又长出几株小苗。
那些日子像是上辈子的事。
周国平在银行柜台前站了十分钟,确认账号、输入密码、点下确认键。屏幕上的数字从六位数变成三位数,他盯着那个“350,000.00”变成“0.00”的瞬间,心里涌上来的不是失落,而是一种奇异的踏实感。像一根绷了很久的弦终于松下来,他甚至长长地呼出一口气。
妹妹的婚房,总算有着落了。
消息很快回过来,是一连串“谢谢哥”的表情包,夹杂着一长条语音。他没点开听,只是把手机揣回兜里,出了银行大门。街上人来人往,没人注意到这个三十四岁的男人刚刚完成了一场豪赌——用他全部的家当,赌妹妹后半生的安稳。
离婚这件事,家里人没有人知道。他谁都没说。
母亲去世得早,父亲再婚后去了外省,联系不多。周小朵是他亲妹妹,比他小八岁,从小就是他在带。母亲走的时候周小朵才六岁,哭着喊妈妈,是周国平把她抱在怀里,一遍一遍地说“哥在呢,哥在呢”。那时候他自己也不过十四岁,但已经学会了做饭、洗衣、哄妹妹睡觉。后来父亲再婚,继母带来两个孩子,家里变得拥挤嘈杂,周小朵在继母那里受了委屈不跟父亲说,只跟哥哥说。
这么多年,他习惯了把妹妹的事情放在第一位。
方敏不是没有跟他吵过。
他们还在一起的时候,方敏有一次翻他的转账记录,发现他每个月雷打不动往妹妹卡上打三千块钱,气得把手机摔在沙发上:“周国平,你妹妹上班三年了,你还在给她生活费?她不是有工资吗?”
他解释说那是房租,小朵在省城租房子贵,工资刚够吃饭,他这个当哥的不帮一把谁帮。方敏红着眼眶说那我们呢?我们还在还房贷,我每天加班到八九点回来,连个打车费都舍不得报销,你知道我为什么吗?
他知道。方敏是想攒钱换个大点的房子,将来好要孩子。她今年也三十二了,再不生就是高龄产妇,这些事她提过很多次,每次他都含糊地应着,说等等、再等等。但妹妹那边一开口,他从来没有等过。
争吵越来越多,像墙角的霉斑,起初不起眼,后来蔓延到整面墙都潮了、黑了,再也回不去原来的样子。
导火索是周小朵要买房这件事。
那天妹妹打电话来,说谈了个男朋友,对方家里要求在省城必须有一套婚房,两家各出一半首付。男方那边凑了四十万,她还差三十五万。电话那头她的声音小心翼翼的,说哥我也知道你不容易,但我实在是没办法了,爸妈都不管我,我就只有你了。
周国平当时正坐在家里的沙发上,电视开着,方敏在厨房里炒菜,油烟机的嗡嗡声隔着墙传过来。他听着妹妹的声音,脑子里已经飞速盘算起来——卖了房子他手里能拿三十五万左右,正好够。
他没犹豫太久,甚至没多想三十五万够不够自己重新开始。
挂了电话,他走进厨房。方敏正往汤里撒盐,见他进来头也没抬地说:“马上好了,你先去洗手。”
“方敏,我跟你说个事。”
她听出他语气不对,关了火转过身来。围裙上沾着酱油渍,额角有一点汗,她刚下班回来没多久就开始做饭,连口水都没来得及喝。这是他们结婚第八年,她不像刚结婚时那样爱打扮了,头发随便扎着,脸上有点疲惫,但眼睛还是很亮,看他的时候总是很认真。
周国平看着她那双眼睛,说了那句话。
他说:“我们把房子卖了吧,小朵要买房结婚,差三十五万。”
方敏的眼睛暗了一下。
不是慢慢暗的,是像有人直接拔了电源,那点亮光“啪”地就灭了。她站在原地,围裙上那点酱油渍被厨房的灯光照着,格外刺眼。过了好一会儿,她才问:“卖了房,我们住哪儿?”
“租房子住呗,以后慢慢再买。”
“我们还有房贷没还完呢。”
“卖掉刚好还清,剩下的钱一人一半。”
方敏听了这句话,嘴角动了一下,不是笑,是一个她自己也控制不住的表情。她低下头看着灶台上的汤锅,汤还在冒热气,咕嘟咕嘟的,她想说很多话——想说这套房的首付有她父母借的十万块钱到现在还没还完,想说他妹妹已经二十六岁了不是六岁,想说她嫁给他八年了为什么永远排在最后一位。
但她什么都没说出口。
因为她知道,说什么都没用。
周国平这个人,她太了解了。他心软,重情义,对妹妹好这件事刻在他骨头里,谁也改不了。当初她嫁给他,就是看上他对家人好、有担当,觉得这样的男人靠得住。她没想到有一天,这份好会变成一把刀,反过来扎在她自己身上。
后来那一周,方敏试图挽回过。她把周小朵约出来吃了一顿饭,想跟小姑子聊聊,看能不能换个方式解决婚房的事情。比如她和周国平借一部分钱出来,不用把整个房子卖掉。但周小朵全程心不在焉,筷子在盘子里拨来拨去,眼睛一直盯着手机,最后说了一句“嫂子,我哥自愿的,我又没逼他”。
方敏把这句话告诉周国平的时候,他的反应让她彻底死了心。他说:“她说的没错,是我自愿的,你以后别找她了,她忙着筹备婚礼呢。”
那一刻方敏看着周国平,觉得这个人既陌生又熟悉。他明明还是那个长相敦厚的男人,笑起来眉毛会弯,说话声音不大,但他心里那杆秤早就歪了,歪得他根本看不出来。
离婚协议书是她自己拟的。房子挂出去中介第三天就有人看中了,价格合适,买主急着入住,一切快得像按了加速键。方敏在协议上签字的时候手没抖,她把笔帽合上,整齐地放在桌上,然后站起来看着周国平。
“你以后要是过不下去了,还可以来找我。”她说。
周国平没接这句话,站起来走了。
方敏把那三十五万转到他账户上的时候,附言栏里什么都没写。她盯着转账成功的界面看了很久,然后退出了银行APP,翻开相册,里面有一张周国平睡着了的照片,是她偷拍的,他躺在沙发上,手里还拿着遥控器。她没舍得删,也没有理由留着。
周小朵拿到钱的第二天就拉着周国平去看房。省城东区一个新楼盘,三室两厅,样板间装修得金碧辉煌,售楼小姐跟在他们身边笑着说“您这哥哥真是没说的,亲哥都未必这么给力”。周国平听着这话,嘴巴咧得合不拢,心里那点因为离婚带来的空落感被这句话熨得服服帖帖。
周小朵挽着他的胳膊,亲昵地晃了晃:“哥,等我结婚了,让妹夫给你找个好活儿,他们单位在省城路子广得很。”
他摆摆手说不用,你过得好就行。
搬进出租屋的第一个晚上,周国平才发现自己几乎什么都没带出来。换洗衣服装了一个旅行袋,牙刷毛巾塞在侧袋里,就这些了。冰箱是空的,插上电半小时还是凉的。衣柜门板坏了关不严,墙角有个洞,夜风灌进来,呜呜地响。
他坐在床边,看着窗外对面楼里的万家灯火。那些窗户里有人在吃饭、看电视、哄孩子,每一盏灯都暖洋洋的。他突然想起以前这个点,方敏总会从厨房端一碗汤出来,喊他“趁热喝”。她煲汤很讲究,冬天放山药排骨,夏天放冬瓜薏米,春秋天放莲藕绿豆。他从来不知道那些汤是怎么煲出来的,只是端起来就喝,喝完碗往桌上一搁,从没想过那些汤背后要花多少时间、多少心思。
手机响了,是周小朵发来的消息:“哥,装修还差五万,你那儿还有吗?”
他摸了摸口袋,离婚那天方敏往他手里塞了两千块钱现金,说是让他先花着。他当时还推了一下,方敏直接塞进他外套口袋里,说了句“拿着吧,你身上不能一分钱没有”。
那两千块钱还在,他舍不得花,每天三餐控制在二十块钱以内,面条、馒头、咸菜轮着吃。但妹妹开口了,他想了想,咬着嘴唇打下几个字:“我想想办法。”
办法是想出来的,也是拿命拼出来的。
经人介绍,周国平去了城郊一个建筑工地,扛钢筋。一天三百,管一顿午饭,住工棚。他以前是坐办公室的,在一家小物流公司做调度,一个月工资四五千,不算多,但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现在他每天要扛几百根钢筋,肩膀磨破了皮,血把衬衣粘在肉上,晚上揭下来的时候疼得龇牙咧嘴。
工棚里住了八个工友,都是四五十岁的老民工,就他一个三十出头的。有人问他怎么跑这儿来了,他只说离婚了想多挣点钱,没提妹妹的事。工友们背后议论,说这小伙子八成是被老婆坑了,净身出户,可怜得很。
他在工地干到第十一天的傍晚,出事了。
收工的时候他在钢筋堆边弯了一下腰,腹部突然像被人攥住了一样绞着疼,疼得他整个人蜷起来摔在地上,手里的安全帽滚出去老远。工友们围过来,七嘴八舌地喊他,他听不太清,只觉得胃里翻江倒海,额头上的汗珠子成串地往下掉。
有人递了水过来,他喝了半口就吐了,吐出来的全是胃酸。
工头让他去诊所看看,他摇头说不用,老毛病了,以前就有胃病。工头不放心,说那你给你家里打个电话,让你老婆来接你。周国平躺在地上看着灰蒙蒙的天,那只刚递过水的右手还沾着铁锈,他摸出手机,翻通讯录。
三百多个联系人,他一个一个看下去。客户、同事、以前的同学、楼下的快递小哥、卖保险的业务员、很久没联系的老邻居……翻到最后,他发现能在这个时候打过去、能毫无负担地开口说自己疼得受不了、能指望对方二话不说赶过来的人,只有一个名字。
方敏。
他按下拨出键的时候手指是抖的。
电话响了三声就接了,那头传来方敏的声音:“喂?国平?” 还是那个调子,不高不低,不急不慢,像她这个人一样。他张了张嘴,喉咙却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个字都说不出来。胃还在绞着疼,汗水淌进眼睛里,蛰得他睁不开眼。
“……打错了。”
他挂了电话,把手机攥在手里,听着忙音,眼泪和着汗一起往下淌。工棚外面有人在喊收工了,有人在打电话跟老婆说晚上吃什么,有人蹲在地上抽烟,烟头的红光在暮色里一闪一闪的。他蜷在硬邦邦的铺位上,觉得自己像一条被丢上岸的鱼,张着嘴却吸不到气。
那通电话之后,周国平把手机的来电铃声调到了最大。他不想承认自己在等什么,但每次手机一响,他心里都会紧一下。可惜打进来的不是卖保险的就是催贷款的,方敏再也没来过电话。
他想,她大概是真的放下了。这样也好。
身体刚好了点,他又开始高强度地干活。省吃俭用到了连工友都看不下去的地步,别人下班了买瓶啤酒啃个鸡腿,他就着白开水啃馒头。他不敢请假,不敢生病,更不敢耽误工期。胃病犯了就吃药,药吃完了就硬扛,实在疼得受不了就喝两口热水,蜷一会儿再爬起来接着干。
十一月的省城开始冷了,出租屋没有暖气,他舍不得开空调,夜里冻得睡不着,就把所有衣服都盖在身上,缩成一团。天亮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的膝盖是蜷着的,松都松不开,像一只煮熟的虾。
躺在床上的那些漫长的黑夜里,他开始明白一些事情。他明白了方敏为什么总在他睡着后悄悄把空调开到二十六度,因为她知道他怕冷。他明白了方敏为什么每周四都要去那家远一点的超市买菜,因为那家超市的排骨便宜三块钱。他明白了那些年他们是怎么从一无所有慢慢攒出一个家的——不是靠什么了不起的本事,而是靠方敏一分钱掰成两半花、靠她加班到深夜舍不得打车、靠她把每一笔开销都记在一个巴掌大的本子上,记了整整八年。
那个本子他见过,蓝色封皮的,放在抽屉最里面。有一回他随手翻开,看见上面写着:3月5日,水电费187元;3月12日,超市买菜89.5元;3月19日,给国平买外套389元(打五折);3月26日,给他妈寄钱500元……
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密密麻麻的,像她过的日子,琐碎、平凡、一丝不苟。
而他把这一切,连同那个愿意跟他一起过这种日子的人,一并丢了。
周小朵的消息又来了。这一次是要家电家具的钱,说双十一搞活动便宜,先买下来,三万八。周国平刚拿到工头发的一周工资两千一百块,一分没花还揣在兜里。他看了消息半天,回了一句:“行,我想办法。”
去跟工地老板预支工资的时候,老板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叼着烟看了他一眼:“你一个离婚的单身汉,要那么多钱干啥?攒着给自己娶个媳妇不行吗?”
他张了张嘴,说不出“给我妹”这三个字了。不是因为不好意思,是因为连他自己都觉得这三个字说出来,越来越不像一个理由,更像一个借口。
他开始找朋友借钱。微信发出去七条,回了两条。一个说手头也紧,一个说你怎么又借钱。剩下的五条石沉大海,连句客气的拒绝都没收到。后来他才知道,他在老家的那些亲戚朋友早就知道他离婚拿钱补贴妹妹的事了,传得沸沸扬扬的,说什么的都有。有人说不分轻重,有人说他傻,有人说这就是把妹妹惯坏了,嫂子才跟他离的。
他从来不在意别人的看法,真的不在意。他从十四岁起就不在意了,因为在意也没用。母亲去世后没人会在意他怎么看,他唯一要做的就是把妹妹照顾好。
但这一次,当周小朵又发来消息说彩礼还差两万块钱缺口的时候,他的手悬在手机屏幕上方,悬了很久。
最后还是把钱转过去了。
这是最后一次。他在心里跟自己说。这是最后一次了。
周小朵的婚礼定在十二月十八号,是个好日子,阴历十月十六,宜嫁娶。周国平提前请了两天假,从工地直接坐大巴去了省城。他的衣服都洗得发白了,临出发前去地摊上买了一件新衬衫,五十九块钱,深蓝色的,穿在身上有点紧,但他觉得精神了不少。
婚礼在省城一家酒店的宴会厅里办的,排场不算大但样样齐全。周国平坐在最后一桌,跟几个他不认识的人坐在一起。妹妹穿着白色的婚纱从红毯那头走过来的时候,他看见了父亲和继母坐在主桌上,父亲头发白了大半,继母戴着金镯子,笑得很体面。
周小朵没有往他这桌看一眼。
整个婚宴他坐在角落里,吃了一盘花生米,喝了三杯酒。有人在台上唱歌,有人在敬酒,热闹得很。他看着妹妹和新郎挨桌敬酒,笑容甜美得体,心里涌上来一股巨大的欣慰,大到他可以用这股欣慰把所有的不对劲都压下去。
不对劲的事情有很多。比如他坐的那桌没人来敬酒,比如妹妹来敬酒的时候看了他一眼说了一句“哥你多吃点”就走了,比如父亲始终没有过来跟他说一句话。但他不在乎,他只看到妹妹出嫁了,穿着婚纱,笑得很好看,这就够了。
婚宴结束后,周国平帮着收拾了一些东西,然后自己坐公交车回了工棚。那天晚上工地上的人都回去了,就他一个人在,冷风从窗口灌进来,他裹着被子躺在铺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总觉得少了点什么。他后来才反应过来,少了那句“哥,你什么时候回去?”——周小朵以前每次聚会结束都会问这句话,那天晚上她没有问。
接下来的日子像一本被撕掉了大部分页码的书,翻来翻去就那么几页:起床,上工,下工,吃饭,睡觉。再也没有人打电话来要钱,也没有人发消息来问候。周国平的手机安静得像个摆设,偶尔响一下不是广告就是诈骗电话。
他不好意思主动开口要钱。
这不是钱的问题,这是他打了半辈子的一场仗,仗打完了,他突然发现自己连战场都被打扫干净了,好像他从来不曾存在过。
妹夫没有兑现“找个好工作”的承诺,妹妹也绝口不提还钱的事。周国平有时候想发消息问问,打了一大段话,又一个字一个字删掉了。他觉得如果他开口要钱,就会破坏掉这一切——妹妹的幸福生活,那个他亲手帮着搭建起来的婚房,那套三室两厅的样板间,那扇亮着暖黄色灯光的窗户。
他想,也许妹妹刚结婚手头紧,过段时间就会还的。
十二月底的一天,省城下了一场大雨,不是那种绵绵的细雨,是那种倾盆而下、砸在铁皮棚子上像擂鼓一样的大雨。工地停工,所有人都待在工棚里出不去。别人打牌的打牌,刷视频的刷视频,只有周国平坐在铺位上发呆。
他的房租明天就到期了。这个月的工资还没发,口袋里的钱加起来不到两百块。他不敢动那笔钱,因为那是接下来一个星期的饭钱。
他想了想,给周小朵发了一条消息:“小朵,最近还好吗?”
三个小时,没有回复。
他又发了一条:“哥最近手头有点紧,你看方便的话……”
消息发出去之后他盯着屏幕,看到“对方正在输入”的字样闪了闪,然后又消失了。闪了又消失了,反反复复好几次,最终什么都没有发过来。
周国平把手机扣在铺位上,仰面躺下去,棚顶的铁皮被雨砸得砰砰响,像是要把整个世界都砸穿。
走投无路之下,他把方敏的聊天框点开了。
上一次聊天记录还停留在离婚前,方敏说:“你真的想好了吗?” 他回了两个字:“想好了。” 那是他们之间最后的对话,干净利落得像一把刀切下去,连血都没来得及流。
他看着那个空白的输入框,手指在键盘上悬了很久。他想说:“方敏,你还好吗?” 想说:“对不起。” 想说:“我后悔了。” 想说:“我撑不下去了。”
但他一个字都没打出来。
因为他想起自己当初离开时的模样——头也不回,大步流星,眼睛里只有妹妹的婚房和三十五万块。他想起了方敏最后的挽留,她站在厨房门口说的那些话,她眼眶红红地看着他的样子,还有她在离婚协议上签字时微微颤抖的手。
他有什么脸给她发消息?
他把手机关了,塞进枕头底下,闭上眼睛。雨声铺天盖地,工棚里弥漫着潮湿的霉味和烟味,隔壁铺位的老刘在打呼噜,磨牙的声音咯吱咯吱的。
周国平翻了个身,用被子蒙住了头。
第二天雨停了,他在工地上搬了一整天的钢筋,晚上收工后不知怎么就走到了以前住的那个小区。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来这里,可能是腿自己认得路。天已经黑了,路灯亮了,他站在楼下仰头看着七楼那扇窗户。
灯亮着。
橘黄色的光,和以前一模一样。
他想起方敏怕黑,每天下班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把客厅的灯打开,说这样家里才有人气。他想起冬天的时候她会在窗户上贴那种静电的窗花,小兔子的,小老虎的,每年都换新的。他想起她站在阳台上给绿萝浇水的样子,夕阳打在她身上,她的头发有一点栗色,是染的,她说这样显得年轻。
他站在楼下看了很久,直到那盏灯灭了,他才慢慢转身离开。
那天晚上他回到了工棚,躺在铺位上,开始从头到尾复盘这件事。从十四岁母亲去世开始,到他抱着六岁的周小朵说我养你,到父亲再婚、继母进门、家里变得越来越像一个寄宿的地方,到他辍学打工、供妹妹上学、每个月雷打不动地给她转钱,到方敏的出现——那个愿意嫁给他、愿意跟他一起吃苦、愿意在寒冬腊月的晚上等他加班的姑娘。
他想起方敏说过的一句话,那是他们结婚第一年,他问方敏为什么愿意嫁给他,方敏说:“因为你是一个靠得住的人,你对家人都那么好,对我一定也不会差。”
她说得对,也对也不全对。他对家人好是真的,但他从来没想明白过一个最简单的问题——谁才是他真正的家人?是那个已经出嫁、有了自己家庭、不再需要他的妹妹,还是那个跟他拜了天地、领了红本、一起还了八年房贷的女人?
这个问题,他想了一整夜,从被窝凉透想到第一缕晨光照进工棚的铁皮窗户。
他想明白了。
亲情不该是毫无底线的付出。他以为自己在保护妹妹,实际上他做的一切只是在喂养索取,让妹妹觉得什么都理所当然。而婚姻——那个他随手丢掉的东西——才是人这一生真正应该用心守护的归宿。那个会在他晚归时给他留一盏灯、会在他生病时把药和水递到床头、会在全世界都抛弃他的时候仍然接起电话听他说一句“打错了”的人,才是他这辈子最不应该辜负的人。
他再也没有主动找周小朵要过钱,也没有再给她转过一分钱。周小朵偶尔发消息来,说的都是些不痛不痒的话,过年的时候发个红包,金额刚好够不被人说是小气。周国平收了红包回一句“新年快乐”,就再也没有别的话可说。
他继续在工地上干活,开始学着照顾自己。他买了胃药放在床头,学会了自己煲汤——冬瓜薏米、山药排骨,照着方敏以前的做法,一样一样地试,咸了加水,淡了加盐。汤煲好的时候他会盛一碗,坐在出租屋唯一的那把椅子上,慢慢地喝。
汤的味道总是不太对,好像少了点什么。
他后来想明白了,少的不是盐,也不是火候。少的是那个会从厨房探出头来喊他“趁热喝”的人,少的是那个人端汤出来时围裙上沾着的水渍,少的是那个人坐下来看着他一口气喝完时脸上那种很淡很淡的笑。
那种笑他以前从来没当回事,觉得理所应当,觉得日子就是这样过的。现在他终于懂了,那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看的一种笑,是一个人把另一个人放在心上最深处的样子。
而他把那个人弄丢了。
雨还在下,省城的冬天又湿又冷。周国平裹紧了身上那件旧棉袄,把手插进口袋里,往出租屋的方向走去。路灯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像一个被岁月抻得变了形的旧东西。
他的手机在口袋里震了一下。
他没看。
走了几步,又震了一下。
他还是没看。
现在的他学会了在很多时候选择不看手机。因为那些震动的消息,已经不再是周小朵发来的“哥我需要钱”,也不再是工头发的“今天加班”。它们只是手机在响,仅此而已。
回到出租屋的时候,他没开灯,在黑暗中摸索着脱了鞋,坐到床沿上。窗外对面楼里的万家灯火依然亮着,一扇扇暖黄色的窗户像嵌在黑夜里的琥珀,里面装着别人的生活、别人的团圆、别人的热气腾腾。
他忽然想起方敏说过的一句话。那是很久以前,他们刚搬进那套两室一厅的时候,方敏站在空荡荡的客厅里转了一圈,笑着说:“以后这就是咱们的家了,你不是一直想要一个能扎根的地方吗?”
他当时说:“有你就有根。”
这话他早就忘了,却在今夜突然从记忆的深水里浮了上来,湿漉漉的,沉甸甸的,像一块被泡了很久的木头。
他慢慢躺下去,把被子拉到下巴,闭上眼睛。
耳边似乎又响起方敏的声音,隔了很远的距离,隔着这大半年的荒唐和悔恨,隔着这个冷透了的长夜,清清楚楚地传过来——“趁热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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