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9章 民意的火山

2月13日，北平，北京大学红楼

晨光爬上朱红的砖墙。

历史系学生方振宇，爬上门口的石狮子。

他手里举着刚刚送到的《大公报》，报纸被攥得皱巴巴的。

“同学们！听我念！”

他声音哽咽，却用尽全身力气，嘶吼着：

“……我看见一个广东籍士兵，肠子被弹片划出来，他面无表情地塞回去，用绑腿草草扎紧，继续给机枪装弹带……临死前抓住我的手腕：‘记者先生，帮我告诉我阿妈，我没给她丢脸。’”

人群寂静。

落针可闻。

然后，一个女生的啜泣声，刺破了沉默。

接着是第二个，第三个。

哭声像潮水，迅速蔓延。

人群前排，十几个北平女学生相视一眼，突然咬破手指。

鲜血滴落在一条白布横幅上，她们颤抖着手，写下八个血字：君死沪上，我何独生？

“为什么？！”方振宇红着眼，拳头砸在石狮子上，“为什么是广东兵、湖南兵在死？！我们北平的学生在这里读书，南京的中央军在江西剿星火，上海的同胞在流血！这他妈的什么道理？！”

“去南京！去请愿！”人群中，有人振臂高呼。

“对！去南京！要求中央军北上抗日！”

“现在就去！”

三小时内，北大、清华、北师大等校学生，串联完毕。

下午两点，万余学生聚集在中南海门前。

队伍最前方，是十名学生代表。

他们举起那幅血字横幅，迎着寒风，声音铿锵：

“华北学生泣告中央政府：沪上将士血战待援，中央何故逡巡不前？若再坐视，则民心尽失，国将不国！我等要求：一、立即派遣中央军主力北上抗日；二、授予陈树坤华东战区全权指挥；三、对日绝交宣战。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北平市长周大文，满头大汗地挤进来，双手乱摆：“同学们，冷静，委员长自有安排……”

“什么安排？！”方振宇上前一步，双目赤红，唾沫星子溅在市长脸上，“罗店一天死四千人！等你安排完，上海都丢了！”

“我们要见委员长！”

“中央军北上！北上！北上！”

口号声，震得宫墙嗡嗡作响。

与此同时，南京，中央大学

礼堂的灯光，亮得晃眼。

校长罗家伦站在台上，试图安抚学生：“诸位，爱国之心可嘉，但学业为重……”

“国都要亡了，还学什么业？！”

一个学生跳上台，抢过话筒。

他是学生会主席，叫周许。

“罗校长，您教我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目光扫过台下三千张年轻的脸，声音洪亮，“现在上海在流血，匹夫在哪里？中央军在哪里？！”

台下，三千学生齐声高呼，声浪掀翻屋顶：

“不援沪，不读书！”

“宁做战死鬼，不做亡国奴！”

罗家伦长叹一声，转身下台。

背影萧瑟。

他知道，压不住了。

当天下午，南京、上海、武汉、广州、成都……

全国八十七所高校，相继罢课。

学生游行队伍如洪流，涌上街头。

标语从“援沪抗日”，升级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最后，变成直指核心的质问：

“南京政府，你究竟代表谁？”

2月14日，上海，总商会大楼

吊灯的光，照在虞洽卿的银丝上。

这位上海滩的商界大佬，摘下眼镜，揉了揉发红的眼睛。

他面前摊着今天的报纸。

《死守》那张照片被放大，挂在会议室正中央。

照片下方，是阵亡将士名录。

已经密密麻麻写满了三块黑板，还在不断增加。

“虞老，不能再等了。”棉纺业巨头荣宗敬，声音沙哑，眼眶通红，“我荣氏在沪上产业，全赖粤军弟兄用命保住。昨日我去闸北劳军，看见伤兵营里，截肢的、失明的、肠子流出来的……都是二十郎当岁的后生啊。”

他顿了顿，一字一句，掷地有声：

“他们在为我们死。我们，得为他们活。”

一个须发皆白的老商人，颤巍巍地站起来。

他掏出一个沉甸甸的布包，放在桌上，声音哽咽：“这里是我全部积蓄。今日我捐的不只是钱，是我儿子当年在甲午海战中没打完的炮弹！”

虞洽卿缓缓戴上眼镜。

他站起来，脊背挺直，像一杆标枪。

“发通电。”

三个字，清晰有力。

半小时后，《申报》收到上海总商会急电，全文刊登。

同日，一份由陈寅恪、傅斯年、钱穆、冯友兰等学者联署的《全国知识界泣告同胞书》，也传遍全国：

今日之上海，非陈氏之上海，乃中国之上海；

今日之战，非党派之战，乃民族存亡之战。

若中央政府仍以权谋代大义，以观望替救援，则中国之魂将死于此役，而我辈皆成千古罪人！

此电一出，全国商界震动。

武汉商会响应：组织专列三列，捐现洋三十万。

天津商会响应：筹募药品二百箱，派医疗队赴沪。

广州商会更直接：会长霍芝庭宣布，捐出半数年利——五十万银元，并组织三千粤商子弟组成“义勇输送队”，亲自押运物资上前线。

而最震撼的，是底层。

在上海法租界，一个黄包车夫，拉着空车跑到总商会门口。

他擦了擦汗，从怀里掏出一把沾着汗水的铜板，小心翼翼地放在台阶上。

阳光照在铜板上，闪着细碎的光。

“我捐一日所得。”他咧嘴笑，露出一口黄牙，“给前线弟兄加个菜。”

在南京秦淮河，一个老鸨，带着三十几个姑娘，来到红十字会募捐点。

她递上一个布包，里面是首饰、银元，甚至几块胭脂。

“姑娘们的一点心意。”她声音沙哑，“我们虽是下贱人，也知道国破了，这行也做不成。”

在上海码头，上百个苦力放下扁担，围成一圈。

领头的汉子高高举起一个钱袋，吼声如雷：“我们扛的是麻袋，他们扛的是江山！这钱，该出！”

小报将这些事登出，标题温暖，又带着酸楚：

《商女亦知亡国恨》

最遥远的怒吼，来自海外。

2月15日，旧金山，中华会馆

三千华侨聚集在唐人街。

主席台上方，悬挂巨幅标语，红底黄字，格外醒目：

“侨胞百万，血仍是中国血！”

会馆主席李大明，七十五岁，被两个后生搀扶着上台。

他不用讲稿，声音苍老，却铿锵有力，穿透喧闹的人群：

“各位叔伯兄弟，姊妹姑嫂。老朽同治十年出洋，今年七十有五。”

“五十五年，我在美国洗过碗、修过铁路、开过洗衣铺，被人叫过‘猪仔’、‘清奴’、‘黄祸’。”

“为什么？”

他拐杖重重顿地，发出闷响。

“因为我的祖国弱！”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台下一张张焦灼的脸：

“但今天，在罗店，有一群后生告诉我们：中国人，能打！中国人，不怕死！”

“他们用的是广东造的枪，吃的是湖南运的米，但流的血，是咱们所有中国人的血！”

台下寂静。

只有老人粗重的喘息声。

“所以，”李大明提高声音，像洪钟，“会馆决议：捐！”

“我李大明先捐——棺材本，一万美金！”

台下，瞬间炸了。

“我捐五千！”

“我捐三千！”

“我铺子抵押了，捐两万！”

三小时内，认捐数额突破二百万美元。

但李大明最后说的一番话，被电报发回国内，登在各大报头版，比捐款数字更震撼：

“……钱，我们给。命，我们也可以捐。”

“但有一问，请电报南京：侨胞百万，只问一句——南京政府敢战否？”

“若不敢，请陈主席树坤接收捐款。”

“我们只信真抗日之领袖，不要会算账的官僚！”

至2月15日午夜，民意已成海啸：

-  游行城市：47个

-  累计参与人次：超300万

-  捐款捐物总值：折合银元2100余万（已超南京政府年度军费十分之一）

-  政治诉求高度统一：中央军立即北上；授予陈树坤华东战区全权指挥；对日绝交宣战

这海啸的第一个浪头，带着雷霆万钧之势，扑向了南京紫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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