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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3章 受贿法官及其他人员一并被控


上午九点整,省高级人民法院第一刑事审判庭。

法庭里安静得不正常。

旁听席上坐满了人,但没有一个人说话。前三排全是穿着制服的法律界人士——有省高院的法官,有司法厅的干部,有律师协会的代表。他们脸上的表情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嘴唇紧抿,眉头深锁,目光盯着被告席的方向,又好像不敢看太久。

被告席上站着七个人。

最前面的是高秀成。五十二岁,鬓角花白,脸上的皱纹像是被刀刻上去的,眼窝深陷,颧骨高耸。他身上那件深蓝色囚服格外扎眼——就在两年前,他还穿着法官袍坐在法庭正中央的位置。现在,他戴着手铐,低着头,整个人的脊梁像是被抽走了。囚服穿在他身上空荡荡的,肩线垮到了上臂,锁骨从领口凸出来。

第二个人是黑岩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原支队长张国庆。四十六岁,中等身材,皮肤黝黑。他站得笔直,下颌微抬,脸上的表情像是被焊住了。如果不看他手腕上那副手铐,单看这副身板和姿态,还以为他是来出庭作证的警察。

后面五个人依次排开:原一审书记员孙晓丽,三十四岁,戴着一副金丝眼镜,镜片后面的眼睛红肿得厉害;原法警支队队长马德龙,五十三岁,满脸横肉,站得笔直,但那姿势是硬撑出来的;原黑岩监狱狱医赵卫民,四十六岁,瘦高个,一直在咳嗽;黑岩监狱管教张红霞,四十岁,短发,嘴唇抿成一条线,眼角往下耷拉;还有一个狱政科的文员,姓许,三十岁出头,站在最边上,肩膀缩着,整个人像是想把自己塞进墙壁里。

七个人。七件囚服。七双手铐。

旁听席第二排,一个头发花白的老法官摘下眼镜,用力擦了擦镜片。他是省高院刑二庭的老审判员,干了一辈子刑事审判,今天特意请假来旁听。他旁边的年轻法官小声说了句什么,老法官摆摆手,嘴唇动了动,没发出声音。

审判席上,审判长扫了一眼被告席。

“提被告人吴国栋到庭。”

法警走到审判席前低声报告:“审判长,吴国栋今早突发疾病,已送往省人民医院抢救。这是医院出具的初步诊断证明。”

审判长接过那张纸,看了几秒,又递给左右两位审判员传阅。

法庭里响起一阵骚动。

旁听席上有人小声说:“心脏病?”“这个时候?”“装的吧。”

审判长敲了一下法槌。

“肃静。”

他顿了一下,声音沉稳:“合议庭已经收到医院方面的报告。吴国栋目前正在接受治疗,生命体征平稳。根据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合议庭决定:对被告人吴国栋中止审理,待其身体状况允许后恢复审理。同时,本案其他被告人的审理继续进行。”

他看向公诉席:“公诉人,可以开始了。”

公诉席上站起来三个人。最前面的是省检察院公诉处处长,五十出头,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脸色凝重。他身后坐着两个助手,面前堆着半人高的案卷材料。

公诉人调整了一下话筒。

“审判长、审判员:根据法庭的指定,本院对被告人高秀成、张国庆、孙晓丽、马德龙、赵卫民、张红霞、许文涛涉嫌受贿、徇私枉法、滥用职权、帮助毁灭伪造证据一案,依法出庭支持公诉。”

他的声音不高,但字字清晰,在法庭里回荡。

旁听席第三排,赵毅和秦毅并排坐着。赵毅的双拳攥得紧紧的,放在膝盖上。秦毅偏过头,低声说:“稳住。”赵毅没说话,只是点了点头。

公诉人开始宣读追加起诉书。

“被告人高秀成,男,五十二岁,原系黑岩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审判员。经查,高秀成在审理苏凌云故意伤害致人死亡一案期间,收受他人贿赂共计人民币八十万元,并通过其儿子在美国留学的账户,以‘学费’‘生活费’等名义接收由景浩矿业集团关联公司汇入的资金,累计折合人民币三百万元……”

高秀成的身体晃了一下。他抬起戴着镣铐的双手,扶住了被告席的栏杆。手铐撞在金属栏杆上,发出一声脆响。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高秀成多次打断辩护律师的正当质证,对被告人提出的重新鉴定申请无理驳回,对证据中存在的重大疑点视而不见,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出有罪判决,致使苏凌云被错误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徇私枉法罪。”

高秀成抬起头,嘴唇动了动,又垂下去。他闭上眼睛,喉结上下滚动了一次。

“被告人张国庆,男,四十六岁,原系黑岩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支队长。经查,张国庆在负责侦办苏凌云案期间,收受陈景浩通过中间人给予的贿赂共计人民币一百二十万元。在收受贿赂后,张国庆主导侦查方向,对指向其他嫌疑人的证据视而不见,协助认定虚假物证——包括苏凌云住所内起获的所谓‘凶器’水果刀一把,以及带有死者血迹的衣物一件。同时,对苏凌云提供的案发时不在场的人证不予核实,对现场提取的第三人指纹、毛发等客观证据不予送检,对客房窗台外侧的攀爬痕迹和窗外草坪上的踩踏痕迹故意忽略,未予记录在案。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徇私枉法罪。”

张国庆的喉结动了一下。他下颌的肌肉绷紧了,但脸上的表情纹丝不动,目光直直地盯着正前方墙壁上的某个点。

公诉人继续宣读对另外五人的指控。

书记员孙晓丽,被控在担任苏凌云案一审书记员期间,故意篡改庭审笔录,毁灭原始记录。收受贿赂八万元现金和一套化妆品。

法警队长马德龙,被控在押解苏凌云途中,授意在押人员对苏凌云实施暴力。报酬是两瓶茅台和五千块钱。

狱医赵卫民,被控对在押人员林婉、小雪花等人的伤病不予救治,出具虚假死亡证明,伪造病历档案。每月额外收入两千元。

管教张红霞,被控在监狱内对在押人员实施虐待,限制基本生活条件,将一名要求见律师的在押人员关进禁闭室整整七天。她管这叫“规范管理”。

文员许文涛,被控协助伪造狱政档案,销毁探视记录,隐匿在押人员申诉材料。

七个人。七份起诉书。

旁听席上的法律界人士中有人发出一声极轻的叹息。那叹息声很短,但在这个安静的法庭里,每个人都听到了。

公诉人读完起诉书,放下手中的文件。

“审判长、审判员,本公诉人还需要特别指出:以上七名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不仅严重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权益,更是对司法公正和国家法治的极端亵渎。从侦查、起诉、审判到刑罚执行,苏凌云案几乎每一个环节都存在违法犯罪行为——这已经不是个别人员的失守,而是一条完整的腐败链条。”

他停顿了一下。

“今天,对他们的审判,既是对个案的纠正,更是对司法尊严的维护。请合议庭依法审理,作出公正判决。”

审判长点头,转向高秀成:“被告人高秀成,你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有无异议?”

高秀成的嘴唇哆嗦了几下。他张了张嘴,发出一个沙哑的声音:“我……”

他说不下去。

辩护律师站起来:“审判长,我的当事人情绪不太稳定,请求稍作休息。”

审判长看了高秀成一眼:“可以。休庭十五分钟。”

法槌落下。

高秀成被法警扶着坐到被告席后面的椅子上。他的手在抖,手铐发出细碎的金属碰撞声。律师俯身在他耳边说着什么,但他好像一个字都听不进去,眼睛直直地盯着前方的地面。汗珠从他鬓角的白发里渗出来,顺着太阳穴往下淌。

十五分钟后,庭审继续。

公诉人站起来:“公诉人请求出示第一组证据。”

他拿出一份银行流水记录,通过投影仪投射到法庭两侧的大屏幕上。

“这是被告人高秀成在中国建设银行开设的个人账户交易明细。请合议庭和各位注意这三笔款项——”

屏幕上的数字被放大。

“二零二三年三月十二日,景浩矿业集团财务部向该账户转入二十万元,备注为‘法律咨询服务费’。二零二三年四月五日,同账户再次转入三十万元,备注同上。二零二三年四月二十八日,第三笔三十万元入账,备注依然是‘法律咨询服务费’。三笔合计八十万元。”

公诉人转身看向高秀成。

“被告人高秀成,请问你为景浩矿业集团提供了哪些法律咨询服务?”

高秀成站起来。他用力抓了一下被告席的栏杆,手铐的铁链撞在栏杆上,叮当作响。

“那……那是我跟他们正常的业务往来,我在外面讲课、做咨询,有合法收入——”

“合法收入?”公诉人从助手手中接过另一份文件,“这是你儿子在美国的银行账户流水。在二零二三年三月至五月期间,该账户收到来自景浩矿业集团境外关联公司的三笔汇款,合计四十二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三百万元。汇款附言分别写着‘留学赞助’‘教育基金’‘生活补助’。”

他把文件内容投射到屏幕上。

“这笔钱的汇款方,与你账户里的‘咨询费’汇款方,是同一家公司的两个子公司。你儿子在美国读法学院,一年学费加生活费大概是六万美元。这四十二万美元,够他花七年。”

公诉人停顿了一下。

“而且你儿子收到其中一笔钱的同一天,苏凌云案第一次开庭。你在庭上驳回了辩护律师提出的三项质证申请,用时不到两分钟。”

高秀成的呼吸急促起来。他的手开始抖,从指尖蔓延到手腕,再到整条胳膊。

“我……我不知道那些钱的事,可能是我儿子自己在外面打工——”

“你儿子在美国的学生签证,不允许在校外打工。”公诉人打断了他,声音很平,“而且就在昨天,你儿子通过视频连线向专案组作了证。他说,每次收到钱,你都会打电话告诉他,‘别省着,爸这边有人赞助’。你要听那段视频吗?”

高秀成的身体猛地晃了两下。旁边的法警赶紧伸手扶住他的胳膊,他的身体却像被抽掉了支撑一样直往下坠。

“不用……不用放了……”

他的声音干涩得像砂纸。

公诉人没有给他喘息的时间。他拿起一个黑色的播放器。

“公诉人请求当庭播放一段录音。”

审判长示意同意。

沙沙的电流声持续了几秒,然后吴国栋的声音传出来——沙哑,带着某种粗粝的质感,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的。

“……高法官那边啊,我亲自去送的‘材料’。哎,第一次去他家,他还端着,说这个不行那个不行。我说你儿子在美国念书吧?一年怎么也得五六十万吧?将来还要考美国律师执照呢,那可是一辈子的前程。他就没说话了。”

录音里的吴国栋笑了一声。那笑声很短,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后来熟了就好办了。开庭前一个礼拜,我去他办公室,把案子的关键点都跟他交代了。我跟他说,证据方面你不用担心,侦查那边国庆已经搞定了,物证、人证都有,你在庭上把节奏控制好就行。他懂,干了二十多年刑事审判,这点事还能不明白?”

高秀成的身体开始发抖,从肩膀一路蔓延到手臂、双腿,最后整个人都像筛糠一样抖起来。

“一审判决下来那天,高秀成给我打了个电话。他说,吴总,事情办完了。我说辛苦了。他说,以后有这种事别再找我了,我睡不着觉。我说你拿着几百万还睡不着?他就把电话挂了。”

公诉人按下停止键。

法庭里安静了几秒,然后旁听席上爆发出此起彼伏的议论声。

审判长敲了好几下法槌,声音才渐渐平息下去。

“被告人高秀成,对这份录音证据,你有什么要说的?”

高秀成张了张嘴。他脸上的血色已经全部褪去了,嘴唇是灰白色的。他抓住栏杆,身体向前倾,像是要倒下去。

“我……”

他的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

“我……儿子在国外……”

他说不下去了。眼泪从他眼眶里涌出来,顺着脸上深深的皱纹往下淌,流进嘴角的纹路里,又滴落在囚服的领口上。

公诉人等他稍微平静了一点,才继续开口。

“被告人高秀成,还有一份证据需要你确认。”

他示意技术员播放另一段视频。

大屏幕上出现了二零二三年的黑岩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二刑事审判庭。高秀成穿着法官袍,坐在审判席正中央。被告席上,站着一个身形瘦削的女子——苏凌云。

第一个片段:辩护律师站起来,要求对死者身上的致命伤进行补充鉴定。话还没说完,高秀成就抬手打断:“该申请缺乏新的理由和依据,本庭不予支持。”

第二个片段:苏凌云自己站起来,声音沙哑地说:“法官,我没有杀人,刀上的血迹不是我弄上去的,我要求重新鉴定。”高秀成没有看她,只是说了句:“被告人注意法庭纪律,未经许可不得发言。”

第三个片段:高秀成的目光投向旁听席的方向,停留了两三秒。监控的角度看不到旁听席,但可以看到高秀成微微点了点头,然后迅速移开了目光。

公诉人按了暂停键。

“根据同时段的另一角度监控录像,旁听席上坐着的人正是吴国栋。他在庭审期间多次与高秀成进行眼神交流。”

他重新播放视频。

第四个片段:高秀成宣读判决书。他念得很快,几乎没有停顿,像是想赶快结束这一切。“……判处被告人苏凌云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念完之后立即敲下法槌,起身离席,再也没有看被告席一眼。

视频结束。

公诉人放下遥控器,转向高秀成,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这不是审判。”

他停顿了一下。

“这是演戏。”

高秀成再也站不住了。他的身体顺着栏杆滑下去,瘫坐在地上。法警赶紧蹲下来扶他,他整个人靠在法警身上,肩膀剧烈地抽动,发出一种压抑的、含混不清的哭声。那哭声很闷,像是从胸腔深处挤出来的,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大半。

旁听席上,没有人说话。

那个老法官拿手帕捂着嘴,肩膀微微发抖。他旁边的年轻法官眼睛红了,低下头去。

公诉人没有再看高秀成。他转向审判席。

“审判长,关于被告人高秀成的受贿和徇私枉法行为,公诉人还有大量证据需要出示。但本着庭审效率的原则,公诉人建议先对其他被告人的犯罪事实进行举证。高秀成部分留待后续继续审理。”

审判长点头:“准许。”

公诉人整理了一下手中的材料,目光转向被告席的第二个人。

“被告人张国庆。”

张国庆的身体微微一震。他抬起头,目光与公诉人对上。那一瞬间他的眼神里闪过某种东西——不是恐惧,更像是被点了名的猝不及防。但他很快恢复了之前那副纹丝不动的表情,下颌微抬,站得笔直。

公诉人从助手手中接过一沓厚厚的文件。

“张国庆,你在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工作了二十二年,从一线侦查员做到支队长。二零二三年苏凌云案发生时,你是该案侦查工作的实际负责人。公诉人现在要问你几个问题。”

他翻开第一页。

“案发次日,你的侦查员在苏凌云住所起获了一把水果刀。刀身长十八厘米,刀刃上有血迹。这把刀被认定为作案工具,成为定罪的核心物证。对吗?”

张国庆点了一下头:“对。”

“这把刀被起获时,是放在什么地方?”

“厨房的刀架上。”

“刀架上还有其他的刀吗?”

张国庆的表情出现了一瞬间的凝滞。他犹豫了半秒,说:“记不太清了。”

公诉人没有追问。他按了一下遥控器,大屏幕上出现了一张照片——苏凌云家厨房的刀架。刀架上有五个插槽,其中四个插着刀,菜刀、砍骨刀、水果刀、削皮刀,长短不一,整齐排列。最边上的一个插槽是空的。

“这是现场勘查时拍摄的照片。刀架上空了一个位置。侦查报告里说,那把沾血的刀就是从这个空位里起获的。”

公诉人切换了下一张照片。

“这是那把刀的特写。请合议庭和各位注意看刀柄。”

照片被放大。刀柄是黑色塑料的,上面有细微的磨痕。

“这把刀,刀身长十八厘米,刀柄长十一厘米。而苏凌云家刀架上其余四把刀的刀柄,长度都在十到十一厘米之间,颜色和材质也完全一致。侦查报告据此认定,这把刀是苏凌云家中刀具的一部分。”

公诉人停顿了一下。

“但这个刀架,”他指了指屏幕,“插槽的宽度是两厘米。这把所谓‘凶器’的刀身厚度,是三点五厘米。”

张国庆的眼角跳了一下。

“换句话说,这把刀根本插不进苏凌云家的刀架。它是从外面带进来的。公诉人有理由怀疑,这把刀从来就不是苏凌云家的东西。有人把它放在了苏凌云的厨房里,然后由你的侦查员‘起获’。”

张国庆的喉结又滚动了一下。他张了张嘴,但公诉人没有给他开口的机会。

“还有刀上的血迹。”公诉人翻到另一份文件,“DNA鉴定报告显示,血迹与死者的DNA完全吻合。但这份鉴定是案发后第三天做的。血迹的取样和送检记录显示,检材在案发第二天晚上七点才送到实验室。中间隔了整整两天。”

公诉人抬头看着张国庆。

“这两天里,那把刀放在什么地方?在谁手里?”

张国庆开口了:“侦查程序都有严格规定,证物管理有专门的保管链条——”

“保管链条?”公诉人举起另一份文件,声音忽然提高了半度,“这是你们刑侦支队证物室的出入登记表。期间,这把刀的保管柜被打开过三次。三次的经手人签名,都是你自己。”

他把登记表投射到大屏幕上。三行登记记录被用红框圈了出来,经手人签名栏里歪歪扭扭地写着“张国庆”三个字。

“你一个人在不到四十个小时里,三次单独接触核心物证。你对这把刀做了什么?”

张国庆的脸涨红了。他脖子上的那道旧伤疤在皮肤绷紧时显得更加明显,像是要从领口里爬出来。他用力攥着双手,手铐发出细微的金属响声。

“我……我是正常检查证物保管情况——”

“正常检查不会把物证带出证物室。”公诉人甩出第三份文件,“这是你们支队门口的监控记录。当天晚上九点十七分,你提着一个黑色证物袋离开办公楼,九点四十三分返回。黑色证物袋编号与那把刀的证物编号一致。你把刀带出警队,去了哪里,做了什么,你到现在都没有任何解释。”

张国庆的呼吸明显急促起来。他的胸膛剧烈起伏,囚服胸前的布料一上一下地抖动。

公诉人不等他喘过气来,又拿出一个透明证物袋。袋子里装着一条丝巾,上面有深褐色的斑块。

“这条丝巾,在死者手上找到,被用作苏凌云案的另一项核心物证。”

他把证物袋举起来。

“但根据苏凌云的陈述,这条丝巾她在案发前一个星期就找不到了,一直以为是自己丢在哪里了。”

公诉人放下证物袋。

“你的侦查员在发现这条丝巾后,没有做任何关于丝巾的任何核查。就直接写进了证据清单。”

张国庆没有说话。他的额头上开始冒汗,汗水沿着鬓角往下淌,滴在囚服的领口上。

公诉人看着他,声音不紧不慢,像是一刀一刀在剐。

“张国庆,你干了二十二年刑侦,经手的命案少说也有上百起。一个合格的刑侦人员,不会连证物编号、保管链条、衣物的尺码这种基础问题都出这么多漏洞。除非——”

他停顿了两秒。

“除非这些漏洞不是疏忽,是故意的。”

“我没有!”张国庆猛地抬起头,声音嘶哑,“你这是诬陷!”

公诉人没有理会他的吼叫。他从案卷最底层抽出一份银行流水,投射到大屏幕上。

“这是你妻子名下的银行账户流水。二零二三年八月二十日——苏凌云案侦办工作刚结束那天——该账户收到一笔五十万元的转账。转账方是黑岩市鸿达商贸有限公司。”

他翻到下一页。

“九月十日,同一账户再次收到五十万元。”

再下一页。

“十月十五日,第三次入账,二十万元。三笔合计一百二十万元。”

公诉人抬起目光。

“鸿达商贸的法人代表叫陈国辉。陈国辉是陈景浩的堂弟。这家公司成立三年,没有任何实际经营记录,注册地址是一个菜市场的空摊位。它的唯一功能,就是给陈景浩的‘关系户’转账。”

他拿出一份证言笔录,念出声来。

“陈国辉在另案中的供述:‘景浩让我注册了这个公司,说有时候需要用钱不方便走集团账户,就从我这边走。给张队长的那三笔,是景浩亲自交代的。他说黑岩刑警队那边搞定了,苏凌云翻不了身。’”

张国庆的身体晃了一下。他伸手去抓栏杆,手铐的铁链撞在金属栏杆上,咣当一声响。

“这份供述……这是串供!陈国辉被逼供了!”

公诉人看了他一眼,目光里没有愤怒,只有一种职业性的平静。

“陈国辉的讯问笔录全程同步录音录像,视频时长累计十七个小时。辩护人可以随时调阅。你要不要现在就看一段?”

张国庆张着嘴,大口大口地喘气。汗水已经把头发打湿了,一绺一绺地贴在额头上。他脖子上的伤疤变成了暗红色,在皮肤绷紧时微微凸起。

公诉人按下遥控器。大屏幕上又出现了新的内容——几张照片,拍摄的是一个打开的铁皮柜子。

“这是在你办公室铁皮柜里起获的物品照片。请合议庭看。”

照片被放大。柜子里放着几个牛皮纸信封,一个铁盒子,还有一些散落的纸张。牛皮纸信封上贴着手写标签:“苏案·刀具”“苏案·血衣”“苏案·现场照片(原始)”“苏案·指纹提取(未录入)”。

公诉人把最后一张照片放到最大。

铁盒子被打开了,里面整整齐齐地码着十几卷现场勘查胶卷。每个胶卷外壳上都贴着标签,标注了拍摄时间和地点。最上面的一卷写着:“2023.5.20  案发现场·鞋印·第三人指纹·窗台攀爬痕迹。”

法庭里响起一阵低沉的嗡嗡声。旁听席上有人站了起来,又被人拉了回去。

“这些胶卷,”公诉人的声音压过了法庭里的骚动,“是从你办公室柜子里起获的原始物证。你把这些东西锁在柜子里两年多,没有移交,没有送检,没有录入案件系统。苏凌云的辩护律师三次申请调取现场勘查的全部照片,你三次回复‘已全部移交’。”

他放下遥控器,转身面对张国庆。

“你锁在柜子里的,不只是这些胶卷。你锁住的是苏凌云的清白。这些胶卷上的鞋印花纹与苏凌云所有的鞋子都不匹配,窗台上的攀爬痕迹指向一个身高一米七五以上的成年男性,而苏凌云只有一米六五。现场的第三人指纹——你连比都没有比对过。客房窗台外侧有清晰的攀爬痕迹,窗外草坪有踩踏痕迹,苏凌云的父亲苏秉哲在案发后第二天就去现场拍了照,而你——你把这些全部忽略了,根本没有记录在案。”

公诉人的声音很平静,但每个字都像铁钉子一样钉进法庭的空气里。

“更恶劣的是,案发后第二天,云山别墅区的保洁员刘桂芳在客房窗台外的花坛里捡到了一枚蓝宝石袖扣。她把袖扣交给了物业经理王建国。但你的侦查员在走访排查时,王建国交出了袖扣,你却把它列为‘无关证物’,没有送检,没有记录来源,甚至没有在勘查报告里提一个字。”

他从案卷里抽出一份新的文件。

“这是专案组后来从你办公室铁皮柜最底层找到的袖扣。经过鉴定,袖扣上残留的微量纤维与死者周启明指甲内的蓝色碎屑成分一致——那不是蓝宝石碎片,是袖扣表面的珐琅涂层。周启明在临死前与佩戴这枚袖扣的人发生过肢体接触,抓伤了对方的袖口,抠下了珐琅碎屑。”

公诉人放下文件,看着张国庆。

“而这枚袖扣的主人,正是陈景浩。你替他藏起了这枚袖扣,也替他藏起了真相。”

张国庆的嘴唇变成了灰白色。他的双手抓着栏杆,手铐的铁链在剧烈颤抖中发出细碎的声响。

张国庆再也撑不住了。他的身体往前一倾,额头撞在了栏杆上,发出一声闷响。

“不……不是我一个人……”他的声音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沙哑而破碎,“上面还有……”

他忽然停住了。像是被什么东西掐住了喉咙。

法警上前扶住他。他的身体软了下去,整个人挂在栏杆上,囚服被汗水浸透了,贴在后背上,印出一大片深色的湿痕。

公诉人看着他,没有追问。

“审判长,关于被告人张国庆的犯罪事实,公诉人还有后续证据需要补充。但鉴于被告人目前的状况,公诉人建议休庭,待下午继续审理。”

审判长看了一眼墙上的时钟。时针已经指向了中午十二点四十分。

“合议庭决定,休庭至下午两点三十分。将被告人张国庆带至医务室检查身体状况。”

他敲下法槌。

“休庭。”

法槌的声音在法庭里回荡。旁听席上没有人立刻站起来。

赵毅的手还在攥着拳头。他的指甲掐进了掌心的肉里,自己都没有感觉到。

秦毅偏过头,低声说:“他刚才说了‘上面还有’。”

赵毅点头:“听到了。”

他们交换了一个目光,没有再说话。

法庭侧门,张国庆被两个法警架着往外走。他的脚几乎是在地上拖,囚服的后背全湿了,贴在身上,印出肩胛骨的形状。

经过苏凌云面前时,他抬了一下头。

两个人的目光在那一瞬间对上了。

苏凌云坐在原告席上,腰背挺直,双手放在膝盖上。她的脸上没有愤怒,没有仇恨,只有一种平静到让人心悸的注视。那目光像是在看一件自己曾经熟悉的东西——不是看一个人,是看一个旧物件,一段旧记忆。

她想起两年前那个凌晨,派出所审讯室里,张国庆坐在她对面,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把那张现场照片翻了二十三次。想起他把她父亲的申诉材料扔进抽屉里,说“别折腾了,证据确凿”。想起他在审讯记录里写下“犯罪嫌疑人苏凌云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她没有供认,但他还是那么写了。

张国庆的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但法警没有停步,架着他继续往前走,很快就消失在了侧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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