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章 战局反转，书痴迷途

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

肃家二先生肃文正，作为儒家传统思想熏陶、培养起来的一代知识精英，多年来，始终保持着中国士大夫阶层所特有的气质和习惯——关心国家大事，尤其关心政局的每一个重大变化。

凭着他独特的地位优势，他有自己获取信息的众多渠道。身为县参议员，他能看到政府相关的重要文件；他家的马车频繁来往于省城，喜娃会按时给他带回各种报纸和时政杂志；抗战开始，他家老大肃文强特意通过关系为他购置了一台先进的美式收音机——更使他有了一般人所不能企及的顺风耳和千里眼。当然，除了各种间接渠道，他更注重自己的亲眼所见和亲耳所闻；还有，就是儿子海川上中学以后，时常会给他带回一些意想不到的奇闻趣事。至于城门洞那些东拉西扯的议论，他并不十分在意，却也并非完全不屑一顾——他时常会从喜娃的口中，当作茶余饭后的娱乐谈资，听一听，一笑了之……

四面八方的信息，汇总到他这里，他虽然全听，但却并不全信。他把它们汇总、归纳；在自己的脑子里反复、仔细地过上几遍，而后得出个人的判断——尤其是对重大事件的看法——从而作为自己行动的依据。

肃文正对***所领导的工农红军的认识——严格地说，只是观念上的一次碰撞——最早是在1932年。

那年10月，徐向前率红四方面军主力，从汤峪、库峪一带进入长安，在王曲围歼了陕军4个营。11月29日，进军子口镇、鸭池口、内苑，遭陕军十七师阻截，十一师政委***负伤；徐向前随即率先头部队从滦村、新村折回救援，歼灭国民党军两个营。而后再东进至尹家卫一带，与国军杨于恒部激战，迫使杨军两个整营投诚。此后，红四方面军冲破国军追堵，翻越秦岭，涉渡汉水，从四川西进，创建川甘根据地。

其实，这是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遭受国军“围剿”，为保存实力、避免全军覆没，自东向西的一次战略转移。在长安境内的短暂停留，仅仅是借道而已。几次小的战斗，双方各有伤亡。而且此时的红军，在总体上还处于战略劣势。

肃二先生一向推崇“眼见为实”，故而此次观念上的碰撞，对他来说，意义却非同寻常。依他亲眼所见，***的军队，并非红头发、蓝眼睛；也不像传说的那样青面獠牙、吃人肉、喝人血；更没有什么刀枪不入的符咒——他们的师政委***不是也照样负伤坐了担架吗？他们和国军、普通老百姓一模一样，都是正常的人，而且还是普普通通的黄种人。

江西红军被“围剿”的事，他从文件和报纸上早就知道个大概——但这毕竟距离西安遥远，与他个人并非利害攸关。这次看到徐向前、***的红四方面军，虽然也打出了“打土豪分田地”“建立红色政权”之类的口号，可也并没有烧杀抢掠、劫富济贫、奸淫妇女。国民党天天喊他们“共匪”，可他们并不像藏在深山里出没无常、专门打家劫舍的那种“土匪”——他们大不了就是李自成、洪秀全那样被逼上梁山的流寇。至于能不能成得了气候，那还在两可之间，有待于进一步地观察了解。

红四方面军主力西进后，其下辖的红25军，在吴焕先、徐海东的带领下，留守鄂豫皖。经过几轮“围剿”与反围剿的拉锯战，于1934年11月11日，决定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名义开始长征，实行战略转移，并在鄂豫陕边界创建苏区。粉碎国民党军的两次“围剿”后，迅速发展到3700余人。

值得一提的是，国军西北警备一旅，奉命进山参与“围剿”红25军，曾经在子口镇驻扎备战。该旅信誓旦旦，出师却极为不利。进入秦岭尚未站稳脚跟，便于1935年7月2日，在陕南袁家沟口，反被红军歼灭1800余人；更惨的是，作为部队统帅的旅长唐嗣桐，竟被红军活捉，当了俘虏。

正在胜利势头上的红25军，边走边打，继续长征。于1935年7月初，从商洛山中，北出终南山。

不像前次主力红军出山时那么低调匆忙，这次出山的红25军，闹出了声势浩大的动静。他们先在尹家卫，处决了9名恶贯满盈的当地豪绅，把他们的财产分给百姓。而后，在子口镇召开群众大会，公开处决了曾经“围剿”他们的西北警备一旅旅长唐嗣桐。

在二先生看来，红25军的两大举动，分明是杀鸡儆猴。一方面意在震慑那些鱼肉百姓、为富不仁的土豪劣绅；另一方面，更在于震慑那些敢于和红军为敌、动不动就进剿、企图灭绝红军的国民党军队。“围剿”红军的事，他沾不上边；鱼肉百姓的事，不符合他做人的准则。他历来信奉儒家“以民为本”的思想，深知“民可载舟，亦可覆舟”。他不仅从来不横行乡里，而且尽可能地做一些于民有利的善事。民国十八年陕西大旱，饿殍遍野，他在村里首次开设粥棚、舍饭救济灾民，因此而被推举为县参议员。有人议论，他的善举只是收买民心。他却认为，这是他的信仰和本分。他也无需，或者说，不屑于和攻击他的人辩解，更不会和这些无耻之徒为伍——红军所处决的九大豪绅本来也是他深恶痛绝之辈。由于他的洁身自好，红军并没有对他下手——仅就这一点而言，他觉得红军懂得最起码的是非曲直，算得上是一支仁义之师。

他仔细观察过红25军的一举一动。目睹了他们所到之处，纪律严明，对老百姓秋毫无犯。他们所谓的“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不只是口头上的宣传，而是行动上的实至名归。

起初，他对红25军打着“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名义，并不完全信以为真。后来听人传说，在反反复复的“围剿”中，和主力失去联系的红25军，在北出秦岭的路上，缴获到国民党一份《大公报》，从其字里行间中分析到一、四方面军两大主力已经在川西会师。25军据此消息，于7月15日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西征北上，向主力部队靠拢。16日一早，立即从沣峪口出发，果断地沿秦岭北麓，西进甘肃，继续长征。

有趣的是，二先生曾经是《大公报》的忠实读者，他也注意过这则消息。红25军开拔后，他再次回味此事，从宏观全局的角度进一步分析，终于明白，川西的红军并没有在大渡河的安顺场成为“石达开”，他们也不是小股游击队，而是***实实在在的主力。什么“流窜”呀，“濒临灭亡”呀，“走投无路”呀……——他对国民党《大公报》的用词，开始打了一定的折扣——正如他自己所坚守的原则，对于各种消息，可以全听，但不能全信；必须经过自己脑子的缜密思考，才不至于被道听途说的传言和别有用心的人所欺骗。

1936年10月，红军的三大主力——红一、二、四三个方面军——分别在甘肃会宁和将台堡会师，历时一年多的红军长征宣告结束。

肃二先生听到这个消息的第一反应是，***已经“成了气候”。他把一年多来的文件和报纸上的重大消息捋抹了一遍，发现了一个重要事实：国民党几乎调集了大部分嫡系、主力和红军所到之处所有的地方势力，终究没能把这支队伍赶尽杀绝，反而让他们在陕甘地区站稳了脚跟。他开始对红军刮目相看——这支队伍绝不是流寇，更不是乌合之众；毛泽东既不是李自成，也不是洪秀全。

他翻阅了《史记》中的“高祖本纪”，重温了《汉书》中的“高帝纪”。他觉得，国共之争，与历史上的刘项之争好有一比。红军的主力会师和刘邦的“还定三秦”，除了地域上的微小差别，在态势上何其相似。他的脑子里不禁闪过一个念头，一场权力角逐的大戏，即将在中华大地上上演，究竟鹿死谁手，至少在目前，还无法作出判断。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临潼华清池扣留蒋介石，西安事变爆发。国民党内两派，围绕武力讨伐还是和平谈判争论不休，***居然能够不计前嫌，出面调停，最终促成事变的和平解决。他认为，国民党喊了十几年的“共匪”，竟然堂而皇之地登上了国家的政治舞台，这也进一步强化了他关于***已经“成了气候”的认知。

更为重要的是，此次事变，竟然鬼使神差地把他全家人的命运直接卷入其中——他的小弟肃文斌不仅参加了大学生的请愿团，而且还随着卢沟桥事变的爆发，义无反顾地投笔从戎，走上了抗日前线——面对如此高昂的爱国热情，全家人谁也不能超然于外，必须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立场。

抗战八年，他和全家人一样，无时无刻不在关注大战的进程。当最后胜利的曙光即将降临、在对日寇实施最后一战的关键时刻，小弟阵亡的噩耗传来。他的老父亲——肃举人——没有眼泪，没有悲伤，亲自撰写挽联——“大刀挥舞，誓斩倭寇出潼关；以身许国，何须马革裹尸还。”充分彰显了中华民族大无畏的民族气节和家国情怀。

二先生参与了追悼会的全过程，亲手书写挽联，阅读整理小弟生前留下的笔记。他曾动情地说：“这十几本‘实录’资料，足够整理一本战争回忆录。它是小弟留给我们家族最珍贵的一份财富。”

抗战胜利，国共两党重庆谈判，老百姓盼来了难得的和平日子。然而，好景不长，不久战端又起。1947年3月，胡宗南数十万大军进攻陕北，***的首府延安很快陷落。

国民党弹冠相庆，村里的老百姓也嘈嚎说：“***的老窝被端，毛泽东不知下落，看来国民党天下已定，……”各种传言纷至沓来，肃二先生却异乎寻常地冷静。他回顾了十年内战“围剿”与反围剿的拉锯战，心想，事态的发展不会那么简单。

果然不出他所料。仅仅一年的功夫，***不仅收复了延安，而且从1948年下半年开始了全面反攻——从当年9月起到来年1月，连续发起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短短4个月，歼灭国民党军队154万余人，占据了中国半壁江山。

一个周末，儿子从学校回来，父子俩就国内局势，进行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对话。

海川首先提起了话头：“爸，您对当前国内局势怎么看？”

二先生想考考儿子，反问道：“你说呢？”

“国民党军队大部分主力，基本上被歼灭于长江以北。”海川十分肯定地说，“照这个势头发展下去，江山易手在所难免。”

“会不会划江而治？”先生接着问。

海川：“以毛泽东的性格，他绝对不会接受南北朝的局面。”

先生继续问：“那你说说***为什么一定能够战胜国民党？”

“从***方面看，他深得民心，你没听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山东老百姓用小车推出来的；反观国民党，从接受日本投降开始，各级官员大发横财，党和军队贪污腐败盛行，八百万军队，不到两年，就丢掉了一半。”海川有点激动，“这样的政权不跨才怪呢——人们都说，国民党是自己打败了自己。”

听到儿子的这一番宏论，先生有点吃惊。他试探着提出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那在你的心里，你希望哪一方赢得这场战争？”

“形势永远比人强。我怎么希望无关紧要，真到战争结束那一天，无论什么样的结果，我们都必须接受。”尽管面对自己的父亲，海川的回答依然无懈可击。

先生本来还想顺势继续追问“如果***得了天下，要分我们家的田产，你作何感想”，但他害怕儿子的回答，引起父子间的尴尬和不愉快，他终究没有开口。

此次谈话，对肃二先生的震动不亚于三大战役本身；儿子说出来的观点，在他看来也并不重要；让他最为不安的是，他隐隐约约觉得，儿子在学校多多少少已经被***赤化。联想到小弟参加临潼请愿那一幕，最终的后果是上了前线，可那毕竟是抵御外敌呀！可今天呢？如果今天的谈话再往前发展；如果儿子站到***一边，挺身而出，革自己的命？如果……他不敢再往下细想。

1936—1948，恰好十二年，一个生肖轮回——从小弟到儿子，似乎又回到了原点。难道这是命运的刻意安排？

“形势永远比人强”，“无论什么样的结果，我们都必须接受。”他在心里重复着儿子的语言，真的感到很迷茫，很无奈。

1949年4月23日，***百万雄师渡过长江，南京政府垮台，“划江而治”成了泡影。国民党继续鼓吹说，他还有大西南足可以回旋，只待重整旗鼓，继续较量——对这些鼓噪和说辞，二先生并不十分在意——他在密切关注，据守西安的胡宗南的几十万大军的动向：这是他眼前最为现实的、唯一可期的一线希望。

忽一日，郑为民登门拜访。

二先生不禁一愣，来不及揣摩他的用意，上前先打招呼：“久违了，郑先生。”他称郑为民为“先生”，只因他把自己的儿子，从初小教到高小毕业，这称谓其实就是“老师”的意思。接下来继续说，“你今日登门，定有要事？”

“先生客气了。”郑为民这样称呼对方，只因他是一介儒生，又比自己年长，尊称自然是少不了的，“要说十分的重要倒也未必。前几日我去了一趟树人中学，您知道，陈校长是我在省立师范读书时的校长，教导主任李辅国是我的班主任。闲聊中，他们俩对咱杜边村的肃海川和冯春生，流露出非常赏识的口气，并寄予厚望——特别希望他俩能够顺利考上大学。他们让我转告家长，一定要给孩子创造必要的条件，千万不能让他们因为时局动荡而分心。”

郑为民在杜边村小学代课时，他是老师，二先生是校董，无形中拉近了二人的关系。那时候，老师轮流在学生家里吃派饭，少不了时常登肃家之门。更重要的是，谈古论今，褒贬世事，在知识层面上，二人更是一拍即合。——虽然说不上是知心的至交，若说是意气相投的朋友，却也并不为过。

谈完孩子的事，二先生话锋一转，直接提出了他自己最关心，或者说是最担心的问题：“郑先生一向思想敏锐。可否谈谈目前战局的发展，或者不妨直说，你认为最终的结果会鹿死谁手？”

郑为民其实早已成竹在胸。可他还是停顿片刻，呷了一口茶，慢条斯理地说：“4月1日，国共双方代表开始在北平谈判，美国、苏联、代总统李宗仁，都希望划江而治。4月20日，国民党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共军当晚发起渡江战役，23日就占领了南京——3天，只有3天，国民党号称固若金汤的长江防线，就全线崩塌。看看这种势如破竹的架势，您说会鹿死谁手？”

“自古蜀道难于上青天。当年诸葛亮凭借秦岭、大巴山天险，三国鼎立维持了几代人。”二先生依然故我地援引历史，来套用现实，“那你觉得，蒋公若能战略收缩，用好胡宗南的几十万大军，再依托天险，能不能据守西北、西南一隅，与***继续对峙下去？”

“绝无可能。”郑为民的语气十分肯定，“陈毅的三野东进上海；林彪的四野直逼湖广；刘伯承的二野早已做好进军西南的准备；眼下，彭德怀的一野已经对西安形成大军压境之势，一个月之内，西安的战事定会见到分晓。”

沉思片刻，二先生提出了与他个人直接攸关的财产问题：“郑先生可否简要概括一下***的土改政策？”

“两句话：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郑先生用了极其简明扼要的语言。

二先生：“能不能这样理解：要义就是均贫富，求共产？”

郑先生：“‘均贫富’三个字虽然不十分贴切，但意思并未脱离主题；后面三个字需要纠正一下，不是‘求共产’，准确地说，应该是‘求大同’。”

二先生一边仰头沉思，一边念念有词地吟诵：“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少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谓大同。”

“对，就是《礼记·礼运》篇中所记载的、孔老夫子的这段话。孙中山先生所说的‘天下为公’，亦源于此。”

话说到这个份上，双方都感到应该就此打住。郑为民站起身，很客气地点点头，与二先生道别：“来日再见！”

郑为民，虽然说在文化层面上与二先生比较接近，二人交谈起来都感到比较投机，或者说共同语言较多。但此时此刻的二先生，并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郑为民是本县黄良镇东侧西湖村人。初中毕业，他考进了省立师范学校，那时候，陈立德任副校长，李辅国是他的班主任。

省立师范学校，不仅在他的眼前打开了一扇全新的知识大门；省城热闹繁华的生活环境，也无疑让他大开眼界；尤其是来自四面八方的消息，促使他的思想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1936年12月，在班主任李辅国的直接影响下，他和侯绍屏都参加了西安学界去临潼的请愿活动，张学良将军的演讲曾经让他热血沸腾。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紧接着全民抗战的兴起，……在一件件大事的推动下，他不断成长，也日渐成熟。终于在毕业前，他和侯绍屏，通过班主任李辅国的介绍，先后秘密加入了中国***。

陈立德一生奉行教育立国的理念，在抗战最艰苦的年代，他回到家乡兴办教育。经过几年的努力，终于在1940年，促成了树人中学起步招生。在最困难的时候，李辅国始终追随校长，成为他最得力的助手；学校启幕，他担任首任教导主任。在反对日寇侵略，追求国内和平、民主的道路上，他俩并肩奋斗，李辅国加入了中国***，陈立德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然而在险恶的战争年代，他们的身份都未曾公开。

侯绍屏和郑为民毕业后回到家乡，以教师的身份作掩护，一边教书，一边从事***的地下工作。

经过长期的接触了解，他们认为，肃二先生虽为乡绅，却并不横行乡里；且为人正派，有一定的正义感；可以作为被争取的对象，或许能够在关键时刻发挥一定的作用。今天，郑为民带着任务登门拜访，仅仅是一次投石问路，想试探一下二先生在政治上、思想上的基本倾向，所以并未进行更深入的交谈。

战局的发展比预料的要快。

当肃二先生还在纠结于“胡宗南能不能据守西北、西南一隅，与***继续对峙”的时候，南京失守的第二天，1949年4月24日，与陕西仅仅一河之隔的太原失守。接着便是西北野战军直逼西安，胡宗南见势不妙，为保存实力，于5月中旬，撤离西安，退守秦岭。5月20日，西安解放。

这当口，二先生惊魂未定，心中一片慌乱。一天晚上，长安县县长姚克俭，忽然带着两名荷枪实弹的卫兵，摸进了肃家的庭院。不速之客仓皇进门，二人来不及寒暄。

“咋地，你也打算撤退？”二先生急切地问。

“不是撤退，我是来给国军筹集粮秣。”为了安抚二先生的情绪，姚克俭只说了一半，却刻意隐瞒了他此行最主要的目的。

二人长谈了几乎大半宿，主要是姚克俭给二先生分析形势，同时晓以利害。

他深知二先生最担心胡宗南的部队撤离西安的举动。于是告诉他，这不是撤退，而是以守为攻：“你想想，西安一个平面城市，无险可守。可咱这小五台居高临下，扼守子午古道，易守难攻；你这杜边村又恰好临近山脚，将来在村南修上地堡工事——上下呼应，岂不固若金汤？”

二先生关心的并不是这个局部，而是整个战局，不禁问道：“就算胡长官能够守住小五台，整个局面还能撑持多久？”

“这你放心，蒋委员长说了，美国答应再给国民党装备八个整师，清一色的现代化，重点放在西北和西南。想想看，就共军那点家底，能够敌得过全新的美式装备？还有，马鸿逵、马步芳的骑兵，正从宁夏、青海赶往西安，那可是骁勇善战的骑兵。骑兵，共军有吗？没有。他能扛得住吗？”

姚克俭的一席话，二先生并不完全相信，可他觉得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他的心里总算有了一点底气。他转换话题，接着问：“你刚才说到军粮，具体咋个征法？”

“眼下正值夏收，是咱征粮的最好时机。政府决定，长安县所辖各区，除了按例缴纳皇粮外，每亩地再追加14.5斤军粮，直接补充到本地驻守部队。”随着西安的解放，长安县北部其实已经落入共军之手，如今只剩下沿山一带几个区，还在胡宗南控制之下。但在二先生面前，姚克俭不得不笼而统之地说什么“所辖各区”，以便增强他的信心。他还知道，二先生是一只非常爱惜自己羽毛的俊鸟，他很在意自己在当地老百姓心目中的声誉。沉思片刻，又特意强调地补充了一句，“你们杜边村和紧邻周围的百姓，追加部分，我自作主张，给你们免了。”

姚克俭的这一“慷慨”举动，给足了二先生面子，很合他的心意，果然灵验。他没有再说什么，算是默认了征粮之事。随后，便腾出家里的几间房子，作为仓库，给征粮队使用。

待一切准备停当，两天过后，姚克俭才拉下面具，露出了真正的面目：“咱要向老百姓加征粮食，总得有个名正言顺的身份——政府的招牌是绝对不能少的。”他顺势提出要在肃家门外挂一个“长安县临时政府”的牌子。

此言一出，二先生几乎蒙了——让他肃文正出面代表政府，这不是把他架在烈火上炙烤吗？此事非同小可——此时此刻，他才觉得自己在不经意之间，跳进了姚克俭事先给他挖好的坑里，在内心深处连连叫苦不迭。可他身为士大夫，又是小有名气的绅士，历来看重“信义”二字：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既已答应协助征粮，说出去的话犹如泼出去的水，怎能再收回来？他被逼到一个墙角，进也进不得，退回去又没路可走……他犹豫再三，尽管对挂牌之事并不情愿，最后还是默认下来——姚克俭呢，也正好看准了他这个软肋，事先早就思谋好，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开口更为合适。

“长安县临时政府”的牌子，堂而皇之地在肃家大门上公开亮相，这个突如其来的意外，一下子打乱了***在本地的计划。郑为民火急火燎地再次登门拜访。二位先生几乎是唇枪舌剑地辩论起来——还好，二先生毕竟还有读书人周全细心的一面——他把姚克俭安置在后院一间僻静的屋子里，既没有让他看到这一幕，也没有让他察觉到任何动静。

“先生，您一个私人宅院，咋能挂政府的牌子？”郑为民已经顾不上斯文，直来直去地问。

“政府要在此地加征军粮，总得有个合法的身份，才能让百姓信服吧。”听到二先生这句话，郑为民才知道国民党要加征军粮，心里不由得蹿上一股无名火，但他还是强忍着压了下去。

“您一向洁身自好，今天趟这摊浑水，您想过自己的后果吗？”郑为民终于冷静下来，放缓了嗓音说。

“我是县参议员，食君之禄，忠君之事。”先生虽然心平气和，骨子里却并没有退让的意思。

“常言道，识时务者为俊杰。面对一个即将垮台的政权，您还忠心耿耿，您这不是……”郑为民本来想说“愚忠”，顿了一下，很快把这两个字咽了回去，转而说，“您这不是难为自己吗？”

二先生说：“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一个国民党员，转而投靠***，人家会说我‘投机’、‘叛变’、是吴三桂，——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的事，我干不出来。”

“那我问您，曾经的抗日名将傅作义，率几十万大军投诚起义，使北平和平解放：不仅让全城百姓免于生灵涂炭，保护了几朝古都免受战火的破坏，而且保全了他手下几十万将士的生命免受战火的摧残——站在历史的高度，您怎么看？您的内心深处，是否也认为傅作义是投机、是叛变、是吴三桂？”

二先生无言以对，但他却避而不答。

郑先生继续问：“您打算对姚克俭怎么处置，继续把他藏匿在您的府上？”

“我们是同僚，共事多年，我不能在危难时刻出卖朋友。”二先生仍旧不打算退让。

这回郑先生没有吞吞吐吐：“您这是哥们义气，不是民族大义。”

二先生依然回避他的问题，转而说：“他答应对杜边村和周围的百姓，免征每亩14.5斤的军粮，对我眼皮底下的百姓网开一面，这起码是一种仁政。”

听了这话，郑先生哭笑不得。他已经忍无可忍，但还是不得不忍。仍然以平和的口气说：“老先生，姑且按您说的，免征部分军粮算是‘仁政’，那也只是小仁政，而绝对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仁政。”

费了不少口舌，依然谈不拢。二人虽然唇枪舌剑，郑为民却还是感觉到，像是在隔靴搔痒。他心里纳闷，始终弄不明白问题的症结出在哪里。

倒是通过这次激烈的争论，二先生已经猜出了郑为民的***身份。可他并不想去证实它，反而把这个秘密永远藏在了自己的心底。他虽然不同意***的土地政策，以他处事的原则，他也犯不着得罪***，更不会公开地和***对着干。

郑为民是一个处事缜密的人。他四处暗访，终于，一件很不起眼的小事引起了他的注意。

西安城解放的第二天，东原胡家的老人，担心打仗不安全，让冯春生的小舅从东原来到长安，想把小孩暂时带回老家避一避战乱。可巧，在路过关卡时，被镇上的国军哨兵扣留。听他的口音不像本地人，一口咬定他是共军奸细。反复盘问搜身，拿不出刺探军情的任何证据，这才想起来问他，在本地有没有熟人，他说杜边村的冯守信是他的姐夫。口径虽然对上了号，但一定要有人担保，才能予以释放。守信为此找到二先生，他只对姚克俭说了一句“冯守信是我身边的人，这事你看着办”，问题立马就解决了。

当守信带着小舅子去肃家致谢时，二先生听说他从东原来，顺便问起那边土改是怎么搞的。守信小舅子把村里如何斗地主，如何把土地、房屋按人口平均分配等等的做法，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一遍。说者无心，听者有意。

郑先生经过分析，猜出了问题的症结。回头找二先生反复解释***的土改政策，在执行中可能出现的偏差。而且告诉他，***一贯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等等。苦口婆心说了半天，二先生似有领悟，却仍然没有从根本上予以接受。

二先生听了东原上斗地主、分田地的过程和各种稀奇古怪的故事，嘴里不说，心里却在盘算：“这哪里是什么‘求大同’，分明就是佃农公开抢夺财东家的土地和房屋。”

郑为民设身处地为二先生想想，觉得也不难理解。毕竟要“割自己身上的肉去喂养他人，不是每个人都会心甘情愿地赞同这样的革命。”——说到底，财富的归属才是问题的根本——利益决定立场。

想到这里，既然难以沟通，他也不再强求。也许等待时局进一步明朗化，才能迫使他回头是岸。

6月中旬，周围各村都在忙于碾场归仓。姚克俭不失时机地强征硬抢，肃家大院堆满了新收的麦子，准备随时运往据守在本地的国军部队。

自从5月20日西安解放，西北战场暂时休战。然而，在表面的平静之下，却是激烈的暗流涌动。一方面，胡宗南纠集马鸿逵、马步芳，图谋反扑，重新夺回西安；另一方面，***迅速调集总部直辖的第18、第19兵团改归第一野战军，先后入陕，使总兵力增至40万人。一野司令员彭德怀根据****关于先“钳马打胡”，后“钳胡打马”两步走的方针，快速调动兵力。

至7月初，1、2、18、19四个兵团均已到位；第一阶段——以1个兵团钳制“二马”、集中3个兵团歼灭位于扶风、眉县地区胡宗南部队——的“扶眉战役”已经准备就绪。

部队频繁调动，局势日趋紧张。国军摆出一副背水而战的架势，在沿山一带，筑起了密集的钢筋水泥工事；仅杜边村村南的一个地堡，就有100多人把守，配置了轻重机枪等各种武器；他们甚至把进不了山的汽车，开到子午峪口放火烧毁。

老百姓普遍闻到了战火硝烟的味道。为了躲避姚克俭拉夫派差，青壮年四处逃跑；同三爷、猛娃等人，牵着耕牛、毛驴藏进了深山；扣儿带着最小的女儿——两个大的已经回了东原老家，春生他们被学校保护起来，在战斗结束前，一律不许回家——跟随于凤茹领头疏散的人流，向十里之外、炮弹够不着的泉水头方向找地方躲避；实在离不开、走不动的老弱病残，家里人早已挖好了地窨子，以方便临危时躲藏……

肃二先生差不多有两个月足不出户。除了姚克俭为了给他打气编造出来的所谓“军情”，国民党为了稳定军心、民心，通过电台播出来的“军情消息”，对外界的真实变化他一无所知。至于共军“钳马打胡”的战役部署，这类军事机密，他更是无从知晓——就算他听到一点风声，他也宁可相信美国武装国军，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胡、马正在努力打回西安，等等的“喜讯”——常言道“利令智昏”，当他一门心思地想着如何保全自家的财产时，他一定会在关键时刻，有选择性地两耳“失聪”，以往的聪明和睿智，只能被愚蠢所取代。

7月10日晚——即将开战的前夜，郑为民最后一次来到肃家。这次，他毫无遮掩，直接亮明了自己的身份。

“看在咱们相识多年的份上。”郑为民平静、但却极其严肃地说，“我以朋友和私人的身份，再次提醒你两件事：第一件，姚克俭对我们来说，早已是瓮中之鳖，抓捕他犹如囊中取物。但是我们给你一个机会，希望你能够把他交出来。第二件，你主动把你门前长安县伪府的牌子取下来。”

“两件事，我答应了咋样，不答应又咋样？”二先生出奇的平静，言下之意，他想听听***如何处置此事。

郑为民说：“两件事如果你办了，我们会算你临阵起义。对征粮的事亦既往不咎——毕竟姚克俭是罪魁，你只是协从。”

二先生沉思片刻，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纸，写了两句话，恭恭敬敬递给郑为民：

“若城门失火，我认；企勿殃池鱼，我愿！”

“看来咱们是——两军相争，各为其主。您的行为我表示理解。”说完，郑为民站起身，拱手道别。

走出肃家大门，连郑为民自己也不明白，他今天的心情为什么竟然有点沮丧。他自言自语地嘟哝了一句：“一个食古不化的老夫子，终究不知进退，惜哉，悲哉！”

第二天，也就是7月11日中午，元灯台上空升起几枚耀眼的信号弹，小五台战斗——解放长安的最后一仗——和“扶眉战役”同时打响。几轮炮火轰鸣，至下午三四点钟，山顶的工事全部灰飞烟灭。守军死的死、伤的伤，投降的投降，彻底被歼灭。

“扶眉战役”进展至14日，歼灭胡宗南4个军4.4万余人；并迫使其余部，退往陕南；进一步隔离了胡宗南与“二马”之间的联系。——为下一步“钳胡打马”的“兰州战役”，扫清了障碍。

杜边村人所亲眼见证的“小五台战斗”，其实只是大刀上一个小小的环扣——是“扶眉战役”的一小部分——目的在于保障主力部队侧翼的安全。

小五台枪声渐稀，一批批俘虏被押解下山。姚克俭见大势已去，收拾行囊，抱起县府大印，劝二先生和他一起逃往汉中。二先生不无愤怒地说：“你是狡兔三窟，早已把家人转移到四川。我的家眷都在这个院子里，我能丢下他们，像你那样只身逃亡？我哪儿也不去，也没有地方可去。”

此时此刻，二先生才真正感觉到，姚克俭尻子一拍，说走就走。而他自己，却要留下来，承担“替罪羊”的角色。他悔不当初，暗暗叫苦，不禁在心里骂自己：“别人偷了牛，你却跑去拔栓牛的橛子——蠢，实在是蠢！”

姚克俭刚出肃家大院，还没走出北门洞，就被装进了囚车。他绝对想不到，从他挂起伪县政府牌子那一刻起，已经置身于地下党和游击队为他编织的大网之中。他忠心耿耿、恪尽职守搜刮来的军粮，拉出肃家大院不到几里，便神不知、鬼不觉地落入共军手中。

对肃二先生，起初，地下党并不打算采取暴力行动——因为他毕竟只是一个协从者。二先生自己呢，自知理亏气短，闭门不出，等待发落。数日内没有任何动静，他反而七上八下，惴惴不安。一天，他对家人说，想出去散散心。实则，趁着夜深人静时刻，悄无声息地跑到西安城，让老大文强给自己找了个隐秘之处藏匿起来，静观时局，等待新机会的到来。

时局并没有如肃二先生所希望的那样出现奇迹。

随着事态的发展，那些在征粮、拉夫中受害的群众，因为找不到肇事者姚克俭，纷纷跑到肃家门前撒气——反正“跑了和尚跑不了庙”——谁叫你家门上挂着“长安县临时政府”的牌子呢。那些被抢了粮、拉了牛、抓了丁，特别是有些儿子被强拉到山上修工事、干苦力，被炮弹炸伤、被子弹打死的家庭，更是情绪失控，围着肃家大院，高喊着“有冤的伸冤”，“有仇的报仇”……有几户死者家属，竟联合起来，跑到西安军管会，上访诉苦。

很快，肃二先生被西安军管会关进了监狱。

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子口镇支部，派郑为民到西安军管会交涉汇报，意在介绍肃文正的详细情况和一贯表现。此时的一野正以排山倒海、摧枯拉朽之势，准备向西北进军。军管会的领导，对于此等细枝末节的小事，既无暇顾及，按规定亦不允许探监。

随后，镇党委经过研究，写了一份书面材料，主要领导均郑重签名，由郑为民亲自送往西安军管会。内容概括起来，大体有以下几层意思：其一，肃文正虽身为豪绅，多年来从不鱼肉百姓；且在大灾之年，数次开仓舍饭，救济灾民，故在乡间口碑甚好。其二，作为一位有名望的乡绅，一贯在乡邻之间调解纠纷，化解矛盾冲突。在政府基层政权所不能及的范围内，为加强乡村治理、保持正常秩序，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其三，其四弟肃文斌为抗战捐躯，本人理应享受抗日遗属之待遇。其四，替伪政府挂牌张目、为国民党军队强征军粮，实属罪不可赦；但念本人仅为从犯，且有一定程度被胁迫的成分。综上所述，恳请军管会考虑，在量刑上，可否与伪县长姚克俭区别对待，从轻处罚。庶几，亦可起到分化瓦解敌营、令观望者幡然悔悟之功效。

报告呈上，终究石沉大海，无人问津。

数月之后，子口镇南门外河滩召开公审大会，对象主要有：姚克俭、肃文正、石怀仁、沈仓满、曹云生。

布告既出，舆论哗然，参加者有万人之众。人头攒动，熙熙攘攘：有喊冤诉苦的，有义愤填膺的，有随政治大流的，也有事不关己、专看热闹的……

唯有杜边村的百姓，心情最为复杂——他们中的许多人，虽是肃家的佃户、扛活的苦力，却多多少少都受过肃家的恩惠；尤其在大灾之年，吃过救命的舍饭——多数人不忍亲临刑场，更不愿幸灾乐祸。

给肃家进山肩枋背脚的苦力一概回避。韩大山那日干脆借故请假躲了起来。他只派了猴子和两个年轻人，去现场协助肃家人料理后事。冯守信仅仅交代猴子，注意一下曹云生的右耳朵。事后，猴子告诉他，在敛尸的时候，他发现曹云生右边的耳朵没有耳廓。直到这个时候，守信才真正明白，曹云生的右耳已被飞镖削掉——从而证实了，正是这个毫无人性、不念乡邻旧情的家伙，带领土匪袭击了自己的宅院——仅此而已。除此而外，他实在不忍心去到公判会现场，观看那血淋淋的场景。

一阵枪声过后，国民党长安县——这个基层政权的堡垒——随着蒋家王朝的轰然崩塌，一并倒下。姚克俭作为这个伪政权的代表，罪有应得。肃文正——一介文弱书生、开明绅士——最终却被狭隘的封建礼教所绑架，成了姚克俭和这个腐朽政权的随葬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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