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1章 文化战线的复苏

1922年7月15日，柏林，人民电影院

晚上七点，大街上的“人民电影院”门口已经排起了长队。

这座战前的豪华影院，如今外墙新刷了简洁的白色，巨大的玻璃橱窗里张贴着海报——一张朴素的素描：

一个工人同志站在高高的脚手架上，背后是初升的太阳。

海报下方用醒目的字体写着：

《道路》

第一部全景展现国家高速公路建设的电影

票价：0.5劳动马克（工农兵、学生半价）

汉斯·贝克和妻子埃尔莎排在队伍中间缓慢地移动着。

“听说这部电影拍了八个月，”

汉斯前面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在对同伴说，

“导演同志带着摄制组跟了劳动建设兵团三个工地，从莱茵河谷拍到巴伐利亚山区。”

“导演同志是谁啊？”

“我知道，我知道！

艾里希·门德尔松——战前拍过几部实验短片，后来在战壕里丢了右眼。革命后进了新成立的‘国家电影制片厂’。”

队伍随着群众们的交谈声缓缓向前移动。

检票口的工作人员穿着整洁的灰色制服，胸前别着“文化工作者”徽章。

当汉斯递过两张票时，工作人员微笑问到：

“同志，您是工人？”

“国营第三机械厂，五级钳工。”

“那应该是0.25马克一张。”

工作人员指了指旁边的小牌子，

“工人、农民、学生凭证件享受半价文化补贴。”

汉斯愣了一下，随即和埃尔莎相视而笑。

影院内部保留了战前的结构，但装饰完全变了样。

曾经悬挂贵族肖像的地方，现在挂着巨幅的劳动者画像：

炼钢工人在炉火前的侧影，农妇在麦田里收割的瞬间，教师在黑板前讲课的身影。

穹顶上，新绘制的壁画不是天使和圣徒，而是齿轮、麦穗、书本和步枪交织的图案。

灯光暗下。

银幕亮起。

一行朴素的白色字幕出现：

“献给所有用双手建设新德国的同志。”

第一个镜头是凌晨四点的工地。

雾气弥漫，柴油发动机的轰鸣声由远及近。

推土机的轮廓在晨曦中显现，操作员是一个看起来不超过二十五岁的年轻人正用冻得发红的手调试操纵杆。

镜头拉近，观众能看到他呼出的白气，和他的工作服上“莱茵河义务劳动旅”。

电影没有传统意义上的“主角”，而是通过群像来展现内核。

有从奥地利山区来的年轻姑娘在工地上学会了操作水准仪，成为测量组唯一的女性技术员；有前帝国军士长在改造学习中逐渐理解了“为人民修路”和“为皇帝修路”的不同。

最震撼的段落出现在影片中段。

摄制组用延时摄影记录了路基从无到有的全过程：

推土机推开泥土，压路机夯实基础，工人们喊着号子铺设钢筋网，混凝土搅拌车吐出灰色的水泥……配合着交响乐团演奏的《劳动者进行曲》，整个过程充满了工业时代特有的韵律感。

“看那个镜头！”

埃尔莎紧紧抓住汉斯的手臂。

银幕上展示的是一个高空俯拍的长镜头：

刚刚铺好的高速公路穿过绿色的田野，跨过银色的河流，消失在远方的丘陵之后。

而在道路两旁，无数工人仰起头，向飞过的摄影机挥手——那些从天上看去渺小的人影，在广袤的大地上努力的改变这片土地的容貌。

电影最后一个场景设在通车典礼上。

当第一辆“人民汽车”驶过崭新的路面时，工人们安静地站在路边。

画外音响起——那是一个带着巴伐利亚口音的普通工人的旁白：

“我爷爷修过铁路，我父亲修过要塞，我修过战壕。

现在，我和我的儿子，一起修了这条路。

这是第一条为了共和国的未来修建的高速公路。这感觉……挺好。”

银幕变黑。

字幕浮现：

“道路延伸之处，即是家园。”

灯光重新亮起时，影院里一片寂静。五秒钟后，掌声爆发出来。

汉斯看到前排那位白发老人摘下眼镜，用力的擦拭着眼角。

散场时，人们在走廊里热烈讨论。

走出影院，夏夜的凉风吹在发烫的脸上。

汉斯和埃尔莎沿着大街慢慢走着，街灯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

“我在想……”

埃尔莎轻声说，

“等咱们的车到了，第一趟就开去莱茵河谷看看。去看看电影里拍的那些桥墩是不是真的那么壮观。”

汉斯握住她的手：“好。”

两个人路过一家书店。

橱窗里摆着新书：

《钢铁与火焰——一个炼钢工人的日记》、

《土地的故事》、

《从战壕到机床——退伍军人的新生》。

每本书的封面都很朴素。

书店门口的小黑板上写着：

“今晚八点，工人作家海因里希·福斯特朗读新作《清晨的号角》。”

透过玻璃窗，能看到里面已经坐满了人——大多是工人打扮，有人还带着饭盒。

同一时刻，柏林国家剧院

舞台上正在上演新话剧《十一月的声音》。

这部由青年剧作家贝尔托特·布莱希特创作的“史诗剧”，没有传统的线性叙事，而是用十二个场景拼接出1918年革命前后的柏林。

第二幕，是一个令人震撼的舞台设计：

左侧是豪华酒店里的资本家宴会，演员戴着夸张的面具，用机械的腔调讨论着“劳动力成本”；右侧是寒冷的工厂车间，工人们围着铁桶烤火，沉默地传递着一个发霉的面包。

中间，一个叙述者站在高台上，对观众说：

“看，这两个世界相距不到三公里，却从不相见。

直到有一天，面包再也传不下去了。”

台下观众席里，文化人民委员西格斯专注地看着舞台。

这位三十出头的女作家在革命后放弃了小说创作，全身心投入文化组织工作。她的笔记本上记录着：

“布莱希特的‘陌生化效果’需要进一步讨论——如何让工农观众理解这种非自然主义的表现形式？

但必须鼓励创新，不能回到十九世纪的客厅戏剧……”

演出结束后举行的座谈会上，观众发言异常踊跃。

一个老印刷工人站起来：

“我看了三遍。每次看到第十幕——那个母亲在儿子坟前说‘至少他知道为什么死’——我都受不了。

但我还要看第四遍。因为这是我经历过的日子，得有人把它说出来，而且说得对。”

掌声中，安娜·西格斯在笔记本上写下：

“群众需要看到自己的镜像，也需要看到理想的投影。二者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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