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9章 波兰的新生

1929年2月中旬，波兰，罗兹市

科瓦尔斯基踏着尚未完全融化的积雪，穿过罗兹工业区宽阔却略显萧条的街道。

他三十出头，脸庞消瘦，身穿一件半新的深灰色干部装，左胸口袋前面别着一枚崭新的波兰共产党党徽和一枚象征“德国-波兰无产阶级兄弟友谊”的徽章。

三年前，他还是这座城市一家纺织厂的地下党联络员，在机器的轰鸣和工头的监视下秘密传递传单，组织工运；

现在，他是“罗兹市第六区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委员会”的第三副主任。

这个头衔很长，代表的责任更重。

科瓦尔斯基的辖区涵盖十七家大小不一的纺织厂、机械作坊和印染厂，他的任务是监督并实际推动这些生产单位从私人所有向“全民所有”、“集体所有”的平稳过渡——用柏林和莫斯科同志们带来的术语说，叫做“有步骤、有区别的社会主义改造”。

早晨八点整，科瓦尔斯基走进委员会办公室。办公室原是一位犹太工厂主的，现在墙上刷着

“一切权力归劳动者！”“五年计划，波兰新生！”的标语。

办公室里已是一片忙碌：

打字机咔嗒作响，工作人员用德语、波兰语、俄语混杂着打电话或交谈，墙上挂满了画满箭头和百分比的生产进度图、股权结构图。空气中弥漫一种目标明确的工作气氛。

科瓦尔斯基的第一个会议在九点，是与两位国际顾问以及本地工人代表组成的纺织厂接收小组的晨会。

德国顾问来自德国鲁尔区，曾参与接管并改造那里的重工业。

他的作风严谨，从德国带来了一套套印好的表格、流程清单和韦格纳模式下工会参与管理的案例手册。

苏联顾问的年纪稍长，参加过俄国国内战争，后来在苏联早期的工业管理部门工作，经验丰富但更注重政治动员和阶级清算。

两人风格迥异，但目标一致：帮助波兰同志站稳脚跟。

“科瓦尔斯基同志，”德国同志开门见山，摊开了工厂资产清单，

“根据上周的初步清点，主要生产设备保养尚可，但财务账簿混乱，存在大量可疑债务和关联交易。

原厂主试图通过复杂的债权关系转移实际资产。

我的建议是，依据《过渡时期生产单位处置暂行条例》第十七条，宣布这些债务协议无效，立即冻结剩余资产，由我们指定的会计小组重新核算。”

俄国同志吸着自制烟卷，缓缓补充道：

“厂子里的工人同志们反映，原管理层有三个高级职员是前国家民主党（右翼民族主义政党）的活跃分子，并且有证据表明他们在上个月故意破坏了一批染料，试图制造生产混乱，嫁祸给我们。

这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破坏。我建议，立即控制这些人，召开全厂工人大会进行公开批判，然后移交人民法庭。必须树典型，立规矩。”

本地的工人代表，一位叫斯坦尼斯拉夫的老织布工，则更关心实际问题：

“厂子里的机器不能停。很多工友家里就指望着这份工资。

新的工厂管理委员会选出来了，但大家心里没底，不知道接下来怎么干。

原料库存只够两周了。”

科瓦尔斯基一边听着，一边快速在笔记本上记录。

这就是他每天面对的工作：德国式的制度设计与法律程序，苏联式的政治敏锐和阶级斗争锋芒，以及波兰本土最迫切的生产延续和工人吃饭问题。

三者必须兼顾、平衡、拧成一股绳。

“德国同志的建议很重要，厂子里的债务问题必须依法厘清，避免国家资产流失。

苏联同志指出的破坏行为性质恶劣，也必须处理。”

科瓦尔斯基先定下基调，

“但是，斯坦尼斯拉夫同志的问题更紧迫。

我的意见是：

第一，今日就由新成立的工厂管理委员会和工会出面，与原有供应商重新谈判，我们可以请专区贸易委员会的同志提供支持，必要时动从德国调配应急原料。

第二，对那三名涉嫌破坏的职员，立即停职，由工人纠察队配合内务部门同志调查取证。

但全厂批判大会暂时不开，以免影响当前生产情绪，待证据确凿、生产稳定后再行处理。

第三，财务清算按德国同志的方案走，同时，委员会今天下午就要进驻工厂，与工人管理委员会一起，制定接下来一个月的详细生产计划和保底工资发放方案。

不能让机器停，更不能让工人饿肚子。”

德国同志点了点头：

“可以。程序正义与生产稳定并重。我会协助起草给供应商的法律函件和新的原料采购协议范本。”

苏联同志吐出一口烟，也点了点头：

“你是现场负责人，你来把控整体的节奏。

但政治警惕性不能放松。我会让我们的同志协助内务部门深挖那几人的背景。”

这就是波兰变革的微观缩影：

国际主义的援助与本土实际的结合，阶级斗争的锋芒与经济建设迫切性的妥协。

接下来的半天，科瓦尔斯基奔波于不同的接收点。

在一家中型机械厂，他目睹了德国工程师指导波兰工人调试一台刚刚从德国运来的新型机床——这是中欧社会主义工业协作体系下的设备援助。

工人们围着机器，既好奇又兴奋，气氛热烈极了。

在另一家被接管的大纺织厂原老板的办公室里，气氛则冰冷得多。

那位胖胖的厂主正脸色灰败地签署最后一份资产移交文件，他的家族经营了这家厂子四十年。

房间里除了科瓦尔斯基和委员会工作人员，还有一位来自德国国家安全部门的顾问观察员和一位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联络员，他们沉默地见证着，确保过程合规，防止资产隐匿或暴力抵抗。

原厂主的儿子，一个穿着时髦西装的年轻人，愤恨地盯着墙上刚刚挂起的波兰新国旗和韦格纳肖像，低声嘟囔着什么。

科瓦尔斯基平静地提醒他：

“先生，根据新法律，您有权获得符合规定的个人生活资料和部分债券补偿。

但煽动性言论不属于受保护的权利。”

年轻人听到这话，识趣的闭上了嘴，颓然坐下。

资本家的权力，正在被文件的签署和法律的执行中，安静地、不可逆转地剥离。

科瓦尔斯基的午餐是在委员会食堂吃的。

吃饭时，他听到了隔壁桌几位年轻波兰干部和一位苏联顾问的争论。

年轻人激情澎湃地谈论要彻底清算所有旧资产阶级技术人员，效仿苏联的做法，但听到他这话的那位苏联顾问反而更冷静：

“同志们，我们需要他们的技术。韦格纳同志在柏林会议上说过，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善于利用旧社会培养的知识分子和技术力量，在改造他们的同时，让他们为新的社会服务。简单的排挤等于破坏生产力。’

德国同志在这方面做得更细致，有专门的技术人才评估与过渡委员会。这点我们是应该学习的。”

下午，科瓦尔斯基参加了罗兹市工人代表苏维埃的一次扩大会议。

会议讨论的是城市配给制改革和新建工人住宅区的分配方案。

德国顾问提供了柏林和维也纳在住房分配上的积分制模型（综合考虑工龄、家庭人口、现有居住条件、劳动贡献），强调公平与效率；

苏联同志则强调要优先照顾“最革命、最贫困的无产者核心家庭”；

波兰本地的代表则提出要考虑到罗兹本地传统的大家庭聚居习惯和少数民族的特殊需求。

会议上的争论很激烈，但往往最终还是达成满意的解决方案。

科瓦尔斯基感到，波兰就像一块画布，德国和苏联两种略有差异的社会主义模式都在上面涂抹颜色，而波兰的同志们，则在努力调和这些色彩，并添上属于自己的线条。

这个过程充满摩擦，但也孕育着一种独特的、属于波兰人民的人民民主过渡形态——比苏联的更加注重法律程序和技术官僚的作用，比德国的在阶级斗争言辞上又更鲜明一些，同时不得不深深烙上波兰自身的历史和民族复杂性。

傍晚，科瓦尔斯基站在委员会办公室的窗前，望着罗兹林立的烟囱。

许多工厂的烟囱重新冒出了烟，街道上，旧政权的鹰徽被逐一凿除，换上了新的齿轮、麦穗和书本的国徽。

书店的橱窗里，马克思、恩格斯、韦格纳的著作被摆在显眼位置，旁边是德语和俄语的学习教材。

波兰的变化是巨大而迅速的。

旧的国家机器被砸碎，新的政权机器在德国和苏联的指导下加速组装。

疼痛、不适、困惑无处不在，但一种新的秩序和希望也在滋生。

科瓦尔斯基想起自己年轻时读过的禁书，那些对公平世界的梦想，如今正在他手中，变成每日处理的文件、会议和决策。

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波兰也有很长的路要走。但至少，维斯瓦河的水，第一次朝着一个明确属于工农的方向流淌了。

窗外传来一阵年轻工人练习合唱的声音，那是新谱写的《波兰社会主义青年进行曲》。

“从废墟和镣铐中崛起，我们建设崭新的土地……”

歌声飘荡在罗兹的暮色中，这是一个国家在阵痛中重生的脉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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