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82章 教育人民委员会的风声和带着有色眼镜的老师

里希特回到教育人民委员会的办公室时，额头上的细汗仍未完全干透。

韦格纳主席的批评言犹在耳，字字千钧，将他原先那种“总体平稳、个别问题”的自我感觉彻底击碎。

他固然有老好人的一面，不愿轻易得罪人，处事追求四平八稳，但本质上，他对党的事业是忠诚的，对上级的指示，尤其是来自韦格纳这样他由衷敬重的领袖的明确指示，执行起来向来不折不扣。

回到办公室后，里希特没有耽搁，他立刻让秘书通知所有在柏林的委员、各司局主要负责人，半小时后召开紧急党组扩大会议。

会议气氛一开始就异常凝重。里希特没有像往常那样先肯定成绩，而是直接传达了韦格纳主席的谈话精神，特别是对教育系统存在的“特权苗头”、“教师纵容特殊化”、“官僚主义作风”等问题的严厉批评。

他罕见地没有掩饰自己的检讨：

“……主席的批评一针见血，击中要害。

我作为主要负责同志，认识不清，抓得不力，有严重的官僚主义倾向，在此向党组同志检讨。

当前问题不是个别现象，而是关系到我们培养什么样的接班人、社会主义教育阵地会不会变质的重大原则问题！”

里希特越说越激动，原先的“软”被一种知耻后勇的坚决所取代：

“……我们必须立刻行动，开展一次覆盖全系统的、深入的调查和思想整顿！

这不是一般的检查，是整风！

要自查自纠，更要发动群众监督。重点查学校领导、教师队伍中，有没有看人下菜碟、有没有纵容甚至讨好干部子女、有没有因学生家庭背景而区别对待、有没有丧失无产阶级教育工作者立场的言行！

各司局立刻拟定方案，明天我要看到初步计划！

宣传司要配合《红旗》等党内刊物，准备批判文章，营造舆论氛围。

督导司要立即组织力量，选择不同类型学校进行摸底调研，我要真实情况，不要粉饰太平的报告！”

会议一直开到午后。

散会后，整个教育人民委员会的气氛陡然紧张起来，电话铃声、急促的脚步声、激烈的讨论声不绝于耳。

一场针对教育系统思想作风和特权现象的大摸底、大整顿，就此拉开序幕。

文件草拟、调研安排、宣传计划……各项工作火速铺开。

里希特虽然挨了批评，但行动起来的效率却让下属们暗暗心惊，也真切感受到了此次整顿的不同寻常。

与此同时，在柏林东区韦格纳儿子的幼儿园那间向阳的教师办公室里，窗台上几盆天竺葵开得正艳。

克劳泽女士——也就是弗雷迪口中的“克劳泽老师”——正端着一杯微凉的花茶，和对面另一位年轻些的教师莉丝贝特闲聊。

午后的阳光照进来，给办公室镀上一层慵懒的金色，但克劳泽女士的心情却不像天气这般明媚，眉宇间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烦躁情绪。

克劳泽女士约莫三十多岁岁，衣着得体甚至略显考究，呢子裙一丝不苟，头发烫成时髦的波浪，说话时总是微微扬着下巴。

她出身于一个旧职员家庭，父亲曾是某小事务所的文书，母亲则一直以维持“体面”生活为己任。

革命后，她凭借原有的文化基础，经过短期培训成为幼儿教师。

对她而言，这份工作不仅仅是“为人民服务”，更是一份维持她所珍视的“体面”和“秩序”的职位，也是她观察和融入“新社会”的窗口——当然，是带着她自身固有尺度的窗口。

“莉丝贝特，你说说看，”

克劳泽抿了口茶，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惯常的点评腔调，

“咱们这班孩子，真是越来越难带了。

尤其是有些孩子，家里没什么管教，养得野得很，主意还特别大。”

莉丝贝特是个刚从师范学校毕业不久的姑娘，脸庞圆润，眼神清澈，她顺着话头问：

“您是说……？”

“还能有谁？”

克劳泽放下茶杯，用修剪整齐的指甲轻轻点了点桌面上一份学生基本情况表，目光落在卡尔·弗雷迪那一栏。

档案上父母职业一栏简单地写着“工人”。

这是韦格纳和安娜的明确要求，也是组织规定，高级干部子女入学登记需淡化父母职务。

“就那个卡尔·弗雷迪。

你看看他父母，都是工人，按理说，工人阶级的孩子应该最朴实、最听话才对。

可他呢？顽劣得很，独立性强得过头，简直不像个四岁的孩子。

主意正，不服管，还总喜欢出头，拉帮结伙似的。”

克劳泽顿了顿，声音压低了些，带着点优越感的味道：

“我对班里每个孩子家里情况，那是要心里有数的。

教育孩子，得因材施教不是？

像路德里希那孩子，”她的语气不自觉柔和了一些，

“人家家里有教养，孩子也大方，虽然有时候活泼了点，但本质是好的。

可这个弗雷迪呢？啧，跟路德里希很不对付。

上次为了一个木马，两个小家伙差点打起来。

明明是弗雷迪先挑衅，路德里希只是防卫，结果我倒成了偏袒？

我那是维持课堂秩序，教育他们团结友爱！结果呢？弗雷迪那眼神，好像我冤枉了他似的。”

莉丝贝特想起那天的情况，她其实隐约觉得是路德里希先拿了别人的玩具，弗雷迪是去制止的。

但看到克劳泽女士笃定的表情和提及路德里希家庭时那微妙的态度，她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只是含糊地“嗯”了一声。

“这孩子，不仅不服管，在班里还有点小威信。”

克劳泽的语气更加不悦了，

“也不知道用了什么办法，几个工人家庭的孩子，还有那个父母是街道清洁员的小马克斯，都愿意听他的。

这可不是好现象，容易形成小团体，破坏班级团结。

路德里希才是我们应当树立的榜样，家庭有贡献，孩子也大方得体。可弗雷迪呢？总是跟他对着干。”

她叹了口气，仿佛承受了莫大的委屈和工作的艰辛，

“对这些家庭背景一般，又特别有主见、不服管教的孩子，我们当老师的，就得格外费心，严格要求，纠正他们的不良倾向，不能让他们带坏了班风。

这也是对他们负责，免得将来走上社会吃亏。”

莉丝贝特听着，心里有些不是滋味。

她想起培训时老师讲的“平等对待每一个孩子”、“注重培养孩子的独立思考和正义感”，似乎和克劳泽女士的实际做法不太一样。

但她刚来不久，克劳泽女士是资深教师，也是她的指导老师，她不敢贸然反驳，

只是心里对那个有着明亮眼睛、遇到不公会挺身而出的男孩弗雷迪，产生了一丝同情，也对克劳泽女士那副将学生按家庭“分量”区别对待的做派，感到隐隐的不安。

克劳泽女士没有察觉到年轻同事的微妙情绪，或者说并不在意。

她正为自己的“洞察”和“负责”而自我感动。

在她那副有色眼镜下，弗雷迪的独立和正义感成了“顽劣”和“不服管”，路德里希可能的霸道被美化为“活泼”，而对不同家庭背景孩子采取不同态度，则是她“因材施教”、“维持体面秩序”的良苦用心。

她不知道，一场自上而下的、旨在清除她这种思想和做派的整风运动，已经如同逐渐聚拢的风云，即将席卷她所依存的这片“苗圃”。

她更不知道，她所轻视并屡加打压的那个“工人家庭”男孩弗雷迪，他的父亲，正是这场风暴的发起者和指引者。办公室窗外，柏林夏日的天空依然晴朗，但教育系统内部，变革的风声已然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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