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89章 斯诺在巴黎

埃德加·斯诺倚在巴黎拉丁区一家小咖啡馆的窗边，笔记本摊在膝上，钢笔悬在半空，目光却长久地停留在窗外熙攘的街景上。

法兰西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临时革命委员会的统治逐渐从最初的军事和政治胜利，转向更为复杂艰巨的社会巩固与重建。

斯诺作为观察者，活动范围被放宽了。他得以在巴黎大部分区域行走，在同志们的陪同下访问一些工厂和郊区来为他的法国之行继续积累素材。

斯诺的目光被街角一群聚集在社区告示栏前的人吸引。

陪同他的同志，年轻的宣传干部弗朗索瓦，顺着他的视线看去，嘴角露出一丝混合着自豪的笑意。

“想去看看吗，斯诺先生？那是我们基层工作的前沿阵地之一。”

“求之不得，同志。”

两人出了门，穿过街道。

告示栏用木条加固过，上面密密麻麻贴着大小不一的纸张。

人群中有提着菜篮的主妇，有穿着工装裤的工人，还有夹着书本的学生，他们安静地阅读，偶尔低声交谈。

“这里过去贴的是戏剧海报、商品广告和市政厅那些没人仔细看的公文。”

弗朗索瓦低声对斯诺说，他指着其中最醒目的一张大幅通知：

“瞧，这是本月的粮食和日用配给标准。

按劳动强度和家庭人口细分，比上个月有了微调，增加了重体力工人的油脂配额。

旁边是解释为什么这样调整的说明——来自农业合作社的报告和营养专家的建议。”

一位戴着旧头巾、脸庞瘦削的老妇人正眯着眼仔细辨认配给表上的数字，手指还跟着轻轻移动。

弗朗索瓦上前半步，语气温和：

“需要帮忙吗，同志？”

老妇人吓了一跳，转头看到弗朗索瓦穿着朴素的干部服，左胸别着一枚小小的红色徽章，眼神里闪过一丝过去对“官家人”习惯性的畏缩，但很快又被一种尝试性的平等感取代。

“啊，不……谢谢，同志。我在看……我儿子在铁路修理厂，算重体力吗？

他的豆子配额好像比邻居家工厂的儿子多一点点……”

“铁路修理厂，是的，属于二类重体力。”

弗朗索瓦凑近看了看，肯定地说，

“您没看错。多出的部分是合理的。

如果对不上，可以去街区的配给核查委员会反映，就在以前的药房那里。”

老妇人点点头，小声念叨着“二类……委员会……”，又继续看了下去，神情比刚才专注了不少。

斯诺注意到，老妇人自然地使用了“同志”这个称呼来回应当她辨认出弗朗索瓦身份时。

他低声问弗朗索瓦：“同志这个词……普及得这么快？我听到很多人在用。”

弗朗索瓦眼睛亮了一下：

“这正是我们希望看到的！这不仅仅是一个称呼，斯诺先生。这是在努力抹除旧社会那套基于身份、财富的虚伪客套。

同志意味着我们拥有共同的目标和身份——劳动者，或者为劳动者服务的人。当然，”

他务实地说，

“习惯的转变需要时间。在南方一些保守的乡村，或者一些旧知识分子圈子里，推广起来就慢得多，甚至会有抵触。

但在这里，在巴黎的工人区，它像野火一样蔓延。

因为人们感受到，粮食的价格稳定了，工厂不再是压榨他们的机器，他们的孩子有机会上学了。当尊严开始从生活的缝隙里生长出来时，一个平等的称呼就不再是空洞的口号。”

他们离开告示栏，沿着街道缓步前行。斯诺指着排队等待电车的人群——队伍长得拐过了街角，但秩序井然，几乎无人喧哗。

“我印象中的巴黎人，对排队可没这么好的耐心，尤其是这么长的队。

是因为有警察……嗯，人民警察在维持吗？”

斯诺注意到队伍旁只有一名年轻的人民警察，他的主要精力似乎放在帮一位抱着孩子的妇女提篮子上。

弗朗索瓦笑了：

“一部分是，但不止如此。过去人们排队，是为了抢购、为了看戏、为了进入一家时髦的咖啡馆——那是个人消费和享乐的竞赛，充满焦虑和竞争。

现在他们排队，是为了获得基本的生活配给、一份工作分配、一次技能培训的机会，或者像这样，使用公有的交通工具去上工。

目的变了。当然，电车不够，这是个大问题，我们在努力修复和制造更多。”

这时，一辆车身刷着“第十四区食品配送”的卡车喘着粗气驶过，溅起一点水花。驾驶室里坐着两个男人，副驾上的那个从车窗探出头，对街边一个熟识的店铺招牌挥舞拳头，喊了一句：

“资产阶级的垃圾，迟早被清算！”

引来队伍中几声零散的笑声和几句“说得好！”的应和。

弗朗索瓦皱了皱眉，但没说什么。

斯诺捕捉到了他这个细微的表情。

“这种……情绪，很普遍吗？”他问。

“清算旧事物和旧象征的热情，在部分同志特别是年轻人中非常高涨。”

“这可以理解。破旧才能立新。但临时革命委员会和让诺同志一再强调，要有步骤、讲政策。

粗暴地砸烂一切，并不等于建设新世界。

就像那家店，如果店主是个小工匠，自己劳动，没有剥削雇工，那他就不属于清算对象，他的技能对我们还有用。

我们需要的是改变所有制和生产关系，而不是单纯地发泄仇恨。不过，”他叹了口气，

“在基层，特别是在经历了压迫的工人中间，区分有时并不那么容易。引导这种能量走向正确的建设轨道，是我们宣传工作的巨大挑战之一。”

他们路过一个昔日的小广场，中央的喷泉已经干涸，现在成了临时集会的场所。

一个工人模样的人站在一个木箱上，挥舞着手臂，正向几十个听众讲述着什么，情绪激昂。周围挂着

“提高生产率，建设新法兰西！”的横幅。

“这是我们的群众大会，”弗朗索瓦解释道，

“几乎每天都在各个街区、工厂举行。讨论生产计划、听取工作汇报、批评懒惰或浪费现象、学习最新政策。

有时也会争吵得很厉害。但重要的是，过去被排除在公共事务之外的普通人，现在有了表达的渠道和参与的舞台。

声音可能嘈杂，过程可能混乱，但这是真正的人民民主的初生形态，斯诺先生。

它不完美，但充满生命力。”

斯诺默默地看着，听着。街景在眼前流动：

红色的旗帜，蓝色的工装，褪色的旧招牌旁鲜亮的宣传画，耐心排队的行列，激昂演讲的工人，小心翼翼尝试新称呼的老妇人，以及空气中那股混合着希望、焦虑、重建热情和未消散的革命硝烟的复杂气息。

回到住处，斯诺拿出笔记本，快速记下：

“在巴黎，革命正从街垒和宣言，在人群中悄然兴起，效果显著，但也矛盾重重：

平等的追求与物质的匮乏交织，高涨的集体热情与个人空间的收缩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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