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天色已黑，晚风习习。夜市初上，热闹非常。

他来到了姚玉慧家。她正在写信。

“别理我，写你的。我没什么事儿，坐会儿就走。”

“不写了。”她收起信纸和笔，为他削了一个梨，将椅子向他拉近些，吸起烟。

“很甜。”

“我妹妹送来的。”

“小姚，你知道不知道，‘物质不灭’还是不是一个正确的科学观念？”

“大概还应该是正确的吧？不过也难说。我记得从一期什么杂志上看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正面临被某些科学家推翻的可能性。”

“噢？找来我看看！”

于是姚玉慧便起身翻一摞摞的杂志，翻了半天却没有找到那一期。

“唉！”他叹了口气，苦恼地说，“这年头，不值得在儿女身上花费太多的智力投资，免得出国了不回来。也不能一点儿不花费，以至于成一个白痴。我劝你将来干脆别要孩子算了！”

姚玉慧劝道：“又生你那儿子的气了吧？他要考‘托福’是值得高兴的事儿嘛，能出国就让他出国呗！出国有什么不好？”

“可我就这么一个儿子啊！我和他妈天天四处打探消息，希望出国手续更复杂些，希望卡住他小子出不去！可听到的消息都是手续更简便了，政策更宽松了……”

他将那只梨吃得只剩下一点点，放在茶盘上，掏出手绢擦擦手，又说：“比如吃梨，他小子也看不惯我和他妈，指责我们吃剩得太少。还告诉我们有教养的人不是这么个吃法！”

“怎么个吃法？”

“起码保留下三分之一不再吃，说那才是绅士派头！如今一斤梨便宜的也八九毛钱，他不是太烧包了吗！”他又叹了口气。

她也陪着叹了口气。

“你这几天为什么也有点儿闷闷不乐的？”

“我？你何时见我真正快乐过？城市生活早使我厌倦了。没想到城市这么快就撕下了它的假面具！”

“假面具？你以为它应该是怎样的？”他认真地问，也吸着了一支烟。

“少一点儿卑鄙小人。”

“比如来敲诈吴茵的那一对？”

“包括王志松。他当年将宁宁抱回家，在艰难的日子里尽心尽意地抚养那孩子，那是一种多么高尚的情操！可是如今他拿自己的高尚沽名钓誉！连一个曾经很高尚的人的灵魂如今都变得卑鄙，生活不是让人感到有点儿可怕了吗？”

“你太理想主义了！理想主义在今天就是一种矫情！一种幼稚！设想一个世界，报上没有谋杀案的报道，从来没有火警，飞机从来不失事，没有丈夫遗弃老婆，没有妻子与别的男人私通，没有导演玩弄女演员，没有国王为了爱情放弃王位，没有敲诈勒索，没有营私舞弊，当官的都是好官，老百姓都是良民，没有利令智昏、野心膨胀的人，没有虚伪欺骗、沽名钓誉的行径。人人都是正人君子，顺理成章地实现他十岁时就立下的大志。有情人终成眷属，每一个家庭都无忧无虑，和和美美。这样的世界算了吧！生活的兴奋和趣味将全部消失，高尚者也将不再追求高尚，因为人人都很高尚，品格和他一样。高尚完全消失，并不存在。也不会再有小说、电影和戏剧。一切艺术家也就不明白一切艺术对人还有什么价值和必要，新闻也将永远没有了值得报道的事情。没有了坏的事情发生，只剩了好的事情天天发生，人们也就可以认为天天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没有罪恶，没有堕落，没有嫉妒，没有偏见，没有不当行为，没有人性弱点，也就没有律师、警察、法院和监狱，最要命的是人人都将丧失了生活的激情，最糟的是人人再也不会感到惊奇和困惑，这样的世界还算一个世界吗？”

她不由得笑了。

他说得兴奋起来，烟灰积了挺长一截，也不弹，接着说：“至于你们那个王志松，根本不值得一提！你们北大荒那一伙中怎么就不能有个灵魂堕落的？你们很特殊？哪儿特殊？如果你搞一次社会调查，我断定除了那个王志松和那一对敲诈勒索者，类似的至少还会有一百个！”

他说完这一些话，他的入党介绍人有几分不悦起来。因为他说“你们”和“你们那个王志松”，使她觉得他所贬低的是一个整体，而这个整体包括她。她时时处处企图在整体上维护“北大荒那一伙”的心态是很执拗的，并不仅仅由于她当过“北大荒那一伙”的教导员，那种执拗是连她自己也解释不清的。

她淡淡地说：“我本想劝慰你几句，看来太自作多情了。既然你对社会和人分析得如此精辟，那么大可不必因为有一个狂妄自大，一心只希望能甩掉一双旧鞋似的甩下你们两口子漂洋过海的儿子而牢骚满腹了嘛！”

他从她的话中听出了挖苦的意味，将烟按灭在烟灰缸里，笑道：“你说得好。好极了！挖苦别人也是一种宣泄的方式。我到你这儿来，其实正是想痛快淋漓地大发议论，宣泄宣泄。在家里可没人听我这一套！多挖苦我几句吧，啊？你骗不了我，你比我更需要宣泄。咱们之间理应机会均等！”

他们互相瞧着瞧着，忽然都扑哧笑了。

她从桌上拿起烟盒，又递给他一支烟，自嘲地说：“别人听了我们的话，准以为我们是一丘之貉，凑在一起攻击改革开放后的大好形势呢！”

“而我们却经常受到真正的保守者们的大肆攻击。”他深吸一口，缓缓吐出，注视着如同涟漪一般飘散开来的烟雾，又说，“在今天，面对现实，真正困惑的并非那些思想保守的人们。因为他们对改革开放的前途并不觉得应负什么责任。真正困惑的也不是改革者们自己，因为他们所肩负的历史使命不允许他们困惑。真正困惑的是我们这样的一些人，一些从内心里拥护改革开放而又不对此承担着任何责任的人。因为改革开放对于我们，是一个崭新的寄托，是一种精神倾向的附着体。一旦我们失望了，我们也许将变得比那些保守的人们更偏激。我们也许将成为改革开放的最顽强的逆反势力。上个月，我不是回南方老家去了一次吗？小镇刚在各十字路口装上‘行’和‘勿行’两种信号的交通灯。我问警察实行的情况如何？他说：一如所料，信号‘勿行’亮起时，人人都快跑。中国的情况正是这样。改革者们想要建立新秩序，而普通的中国人，一方面既习惯于旧秩序，一方面又想要奔跑到新秩序前面去。交通信号灯取代指挥棒无疑是进步，但普通的人们不知为什么一看见交通信号灯则表现得那么慌慌张张。”

“但愿我们不要变成为改革开放的阻力。”

“但愿……”

他们便都沉默起来，各自心事重重地吸烟。

那只波斯猫不知从哪儿钻了出来，跃到他膝上，舒舒服服地趴下了。

“今天它怎么变得这么老实？”他一只手抚摸着它问。

她看了它一眼，笑笑，没有回答。

电话铃响了。她欠身抓起来听了一下，递给他说：“找你。”

他接过话筒听着，表情渐渐变得愠怒了。

等他放下电话，她问：“什么事儿？”

“这么一会儿工夫，他们母子又吵了一架。我那难以调教的儿子扬言要离家出走……”

他将波斯猫从膝上推下地，连句告辞的话也顾不上说，就匆匆离去了。

波斯猫又跃到了她膝上，舒舒服服地趴下。

刚买回来那几天，它十分不安生，在房间里上蹿下跳，喵喵叫个不停。有天傍晚，她刚一开门，它就从门缝挤了出去。她以为它肯定回不来了，深更半夜的时候，却被一阵阵猫叫声扰醒。那种叫声像婴儿的啼哭，显然不是一只猫在叫，是四五只猫在合唱。她披着被单开了门看个究竟，但见黑暗的楼梯上和走廊里，这儿一双那儿一双黄的或绿的猫眼在闪耀。她将她的波斯猫唤入屋里，关上了门，外边的猫们叫得更凶。她出出进进驱赶了几次，猫们一发现她从房间里走出来，便都不叫了，在黑暗中瞪着她。她一次次将它们驱赶到楼外。而当她重新躺在床上后，又听到了它们在叫。它们在外边叫，她的波斯猫在房间里叫。天亮以后，外边的猫们才散去，她的波斯猫才安静下来。

她去上班的时候，发现楼外贴了一张白纸，墨迹未干的两行醒目的字是“养猫者，请每晚给猫吃安眠药”。

那天她下班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将两片安眠药捣碎，拌在食物中给猫吃了。

那天晚上严晓东突然光临。她以为他一定有什么事儿想请她帮助，问了几遍，他都说没什么事儿，只是来看看她，聊聊。尽管他在公共汽车上曾对她相当无礼，但她早已原谅了他。归根到底，她认为公共汽车上那件事，完全是由于自己不好，不该装作不认识他的样子。他态度怪虔诚地向她说些赔不是的话，她只是矜持地笑笑。她甚至对他显出由衷地欢迎的样子，因为最终是他帮助了吴茵。她问他给了那一对上海夫妻多少钱？他说“不多，不多”。她便更加断定那是一笔数目不小的钱。她不禁对他怀有了几分敬意，刮目相看起来。

“你的猫怎么了？”

他摆弄那只波斯猫。它躺在沙发上，任他百般摆弄，毫无生气，如同死了。

“我给它吃了两片安眠药。”

“吃安眠药？为什么？”他惊讶。

“昨天夜里它招引回来许多猫，搅得四邻不安。”

他笑了，说：“我看见你们楼外贴的那张抗议书了，却没想到是针对你的。公猫？”

她点头说是公猫。

“天天晚上想着给它吃安眠药多麻烦！交给我，我替你养几天它就会安分多了。”他胸有成竹。

“真的？”

“当然！我骗你干什么？”

她相信了他。他走时，将猫抱走了。

过几天他将猫送回来了。她看出它的确是变得乖顺了。

她问：“你有什么经验？”

他说：“我把它劁了。”

“它，它可是一只品种高贵的猫呀！”她瞧着它，连连顿足，觉得自己对它犯下了不可饶恕的大罪。

他回答：“高贵不高贵都一回事儿，比劁猪容易得多。”

…………

现在它已经不再是一只公猫，而仅仅是一只猫了。一只慵懒的猫。除了吃，几乎整天睡。也不爱叫了。呼噜声倒比是一只公猫的时候响多了。它的众多的“情人”深更半夜来呼唤过它两次，它对“她们”那种充满情欲的呼唤相当冷漠。“她们”太失望，可能也太悲伤，再也不来呼唤它了。

她抱着它在沙发上坐了一会儿，一阵困意，迷迷糊糊地卧倒身子睡了一小觉。好像还做了一个杂七乱八的梦。

倏然地她醒了。波斯猫仍在她怀里，死睡得软绵绵的。呼噜之声有如壮汉的鼻鼾，尽管它已永远不可能再是“汉”。它口中还淌出一些黏液，把她的衣服弄脏了一片。那一时刻，她对这只种族高贵的猫忽然产生了极大的厌恶。她知道自己不会再宠爱它了。这不是它的错，也不是她的错，是严晓东的错。

“滚！讨厌的东西！”她揪着它的皮毛将它摔到地上。可是它在地上一滚，就像刚卸了套的驴似的一滚，站起来后，复跃她怀里。

“滚！”她又一次揪着它的皮毛将它摔到地上。

它又那么一滚，死皮赖脸地瞪着她，还要往她怀里跃。

她脱下一只鞋，不容它站稳，一鞋将它击了个斤斗。够狠的一下。它却不叫，逃到桌子底下去了。从桌子底下，探头探脑地窥视她。

她觉得它不再是一只公猫之后竟连瞅人的眼神儿也变得怪诞，仅仅这种卑鄙的眼神儿就够使她厌恶的了。

她脱下另一只鞋朝它打过去。

它则苟且地完全缩到桌子底下去了，它在桌子底下打起嗝来。她生平第一次知道了猫居然还会打嗝。

她简直忍受不了这个，自己也感到恶心了。她挪开桌子，揪起它，从窗口将它抛了出去。这么做之后，她才想到是从六层楼上将它抛了出去。她被自己杀生害命的不人道行为震呆了好一会儿。

她确信它死定了。

接着她将喂它吃食的东西扔入室外的垃圾暗道。

接着她洗被它弄脏的衣服。

接着她一边听音乐，一边着实为那只高贵而无辜的猫难过。

接着她开始写那封没写完的信。

信是写给当年营部管理员的。在北大荒，在她给营长送毛衣那个寒冷的冬季的夜晚，管理员的妻子死于第四胎难产。那不是她的罪过，但时至今日她仍认为，如果派车迅速，孕妇就不会死在去团部医院的半道上。

她还给管理员寄过几次钱。最初，基于一种深刻的赎罪心理。说它深刻，乃因它曾使她的灵魂在相当长一段日子里不得安宁。后来，则渐渐嬗变为一种依托，一种宗教式的虔诚和童话般的幻想经纬交织的虔诚。

每当城市生活令她感到失望感到沮丧感到困惑感到疲惫的时刻，她的心便飞回了北大荒。每一次回忆，都是一次精神的过滤。每一次过滤，当年严酷的荒谬的虚伪的现实，就渐渐淡化了。每一次淡化，都将北大荒描摹成了一幅诗意盎然的图画。而与令她常常感到失望感到沮丧感到困惑感到疲惫的城市相比，那片她当年生活过的土地终于又重新成为她所日夜向往的地方。

神秘的白桦林，清澈的小河，“木克楞”房子，铺展在火炕上的热乎乎的被窝……宁寂之中的宁寂……被她的幻想充分净化了的男人和女人，老人和孩子……接近着大自然的自自然然的一切事物……外面静静地飘荡着雪花，坐在灶口，让通红的炭火映耀着自己的脸，听不到任何声音，独自看一本什么书，不必担心有谁来干扰美好的情境……在细雨蒙蒙的早晨，挎着个小篮到林子里去采蘑菇和木耳，顺便折回各种各样的野花……沐浴着黎明的朝晖或黄昏的霞光，登上哪一座山顶，远眺金色的麦海……北大荒重新成了她精神上的圣地。

管理员写给她的信中说，她什么时候愿意回来都行，高兴住多久便住多久。

她在信中说自己太思念那个地方了，太思念那个地方的人们了。

他在信中说那个地方的人们也很思念她这位当年的教导员，说他的三女儿都已经二十多岁了，订婚了，还记得她。天天念叨结婚前一定要到大城市玩玩，看看她……

她已经回了一封信让那北大荒土生土长从没离开过那片土地连小小的县城也没去过一次的姑娘赶快来，越快越好。她说她一定热情招待那姑娘，如果工作摆脱得开，也许还会请下一段长假，亲自将那姑娘送回北大荒……

她没写完的这封信，是要叮嘱那姑娘动身前一定拍封电报给她，她将去火车站迎接，并且叮嘱管理员寄一张他女儿的照片来，免得她去迎接时由于已互不认识错过了……

她还买了一张折叠床。那姑娘来后，她自己将睡折叠床，而让那姑娘宽宽绰绰地睡在席梦思床上……

她考虑得周周到到。她诚心诚意。她觉得她又有了一个可以重新回归的“圣地”。

倘城市对她这位其貌不扬的老姑娘造成的压迫太甚，她已明确了该往哪儿逃遁。

那个地方将是她的“最后的停泊地”。

她从一本什么杂志上读到了一位名叫张辛欣的女作家写的一篇小说——《最后的停泊地》。非常之欣赏这篇小说的题目，从此认为只有女作家才最理解女人的内心世界。每一个人都需要有“最后的停泊地”，没有的话，生活在当今的人将太惶惑也太可悲了。女人尤其如此。她甚至几次想把这个感叹写信告诉那位很有名的女作家，但由于自尊心没写。怕她的信被那位很有名的女作家连信封也不拆就揉巴揉巴扔进废纸篓。

写完给管理员的信，贴好邮票，摆在一眼可见的地方，心里想着明天上班时就顺路投出去。一时没什么事儿可干，又睡不着，便翻杂志。她很舍得花钱订杂志，也相当有时间看。翻了半天，没有哪一篇小说将她吸引，突觉索然。猛地想到，也应该往信中夹一张自己的照片才对。于是揭邮票，揭封口。胶水干得很快，要揭下邮票揭开封口根本不可能，只有浪费了一张邮票一个信封。重写了一个信封，找出影集，选择照片。返城后除了工作证上需要的照片，她就再也没有第二张照片可供比较和选择。而那一张正面标准照上的她，显得太老了，表情呆板得不能再呆板。她真不情愿将这么一张照片夹在信中。最后她挑了一张自己在北大荒当“毛著标兵”那一年的照片——戴顶羊剪绒的棉帽子，露出齐耳短发。那时的她也不漂亮，但年轻。意气风发的样子，脸上完全没皱纹，眼睛挺有神。但那已是十年前的照片了，那是一个虚假的自己，虚假而又年轻。青春装饰了虚假，虚假似乎也就不那么丑恶了。她甚至对那个“自己”产生了很深的恋情。她拿着照片走入卧室，站在大衣柜的穿衣镜前，端详镜中自己那张脸，又端详照片上自己那张脸，希望寻找到相同之处，结论判若两人。这样的一张照片寄去，是会使管理员和他的女儿见到她本人时吃一惊的。按照片上她的样子，那姑娘是无法在火车站那种慌慌乱乱的地方认出她的。再说，她只这么一张令自己感到满意的照片了，底版早丢了。她很有些舍不得寄给人。结果是白白浪费了一张邮票和一个信封，最终并没有夹入照片，又惆怅地封上了。

她却忽然想到了那句话——青春是人生的黄金时代。

她明白了，与其说自己缅怀那个生活过十一年之久的地方，毋宁说自己缅怀那个付出了青春的地方。而在那个地方，她是不可能重新找回什么宝贵的东西的。所有宝贵的东西全丢在回忆中了。

小妹和她的朋友们，如今却对她及她的同代人常常表示羡慕。羡慕那种所谓“经历”。羡慕爱的苦闷，羡慕“战天斗地”的精神，羡慕英勇而无价值的死亡，羡慕艰苦而枯燥的生活，甚至羡慕人性的扭曲……她们说那无论如何是很值得的。正像小妹她们所唱的那样，“也许世界上没有了痛苦，我们不再了解欢乐”。是的，正因为她们的痛苦太少了，她们的欢乐也很轻飘。然而她又清清楚楚地知道，让小妹她们如今到北大荒去的话，那儿得先盖起舞厅和咖啡厅，还得不被管束，还得给高工资，还得允许一个星期回一次城市，并且最好是有班机……否则，她们宁肯在越来越繁华越来越亢奋的城市里天天唱“也许世界上没有了痛苦，我们不再了解欢乐”。

如今她是了解欢乐了，然而欢乐却远远地避开了她……

她收起影集，决定干脆早早睡觉。睡不着也要睡。她洗漱完毕，服下了两片安眠药。那本是给猫预备的。

她躺在床上，熄了灯之后，听到外面有爪子挠门的声音。她以为自己幻听。然而不是，确确实实是爪子挠门的声音。难道波斯猫回来了？不可能！从六层楼的窗口抛出去的一只猫，居然会活着回来吗？除非是猫精！

爪子挠门声不停。门上包着白洋铁皮，声音刺耳。

“谁？！”

明知外面是一只猫，却大声问“谁”。

“喵……”仿佛回答她，一声怪诞的猫叫，听来像人装的。

她有些毛骨悚然起来。

爪子挠门声更响了，要将白洋铁皮包着的门挠烂似的，使她无法对那种刺耳的声音不加理会。

她赤脚下床，蹑足走到门旁。她不敢开门。想象着只要一打开门，门外便会有只人那么大的猫精立起来扑向她，用爪子挠她的胸脯，如同挠白洋铁皮包着的房门。

“喵……”又叫了一声，凄凄惨惨的。

她鼓起勇气，壮着胆子，将门打开一条缝。正是她那只高贵的波斯猫，哧溜钻进屋。

“出去！不许进来！我不要你了！出去！”

它在屋内转一圈，蹿入她卧室。

她跟进卧室，见它已跃到床上。黑暗之中，那双异色的猫眼仿佛满怀歹意地盯着她。楼下一家商店遮阳光的帆布凉掤救了它一命，她想不到这一层。它居然摔不死使她感到恐惧，它那双仿佛满怀歹意的眼睛使她内心发怵。

她要将它重新驱赶出去，它灵活地这躲那藏。她柔声唤它，终于将它诱到跟前，一把揪住了它的皮毛。她又想从窗口抛出它去，但她毕竟不是狠心的女人，抚摸了它一会儿，放下了。

她将它关在卧室外，怀着一种可笑的谨慎心理，插上了卧室的门。唯恐做噩梦，上床之前，又吞了一片安眠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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