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1
人的死因有时荒谬。
木材加工厂的老厂长退位后的第一个夙愿，是到北京去探望当年的老首长。
从一九四八年他就再也没有见过老首长一面。
人们说到他时，还常常用这么一句话概括他这个人的特殊性：“他当年是某某同志的警卫员，还救过某某同志的命呢！”
这一点，使他一向具有直闯市一级领导甚至省一级领导办公室的资格。无论多么善于周旋的秘书都不敢挡他的大驾，无论换了哪一届领导都不曾怠慢过他。近四十年来，无论什么样的政治风云都没有将他彻底按倒过。无论他被认为“左”倾或者右倾，却始终是个特殊人物。近四十年来，他凭这无与伦比的特殊性，受到上级领导的宽宥，受到同级干部的嫉妒，受到下属的敬畏。
每一年春节前，他必定亲自督办一份厚礼，派人送往北京老首长家里。受命之人不但享受特殊的出差待遇，而且感到是种特殊的荣幸。
此次是他女儿秀红陪同进京。
在省驻京办事处下榻后，他立刻往老首长家拨电话。
电话通得顺。握着听筒，他的手由于激动直抖。
“找谁？”一个女人的声音。
“我找老首长啊！”
“哪位老首长？”
“×××同志啊！”
“×××同志死了。”
“我是老关啊！不……不对不对，我是小关啊！老首长当年的警卫员……”
“噢……×××同志死了。”
“我当年救过老首长的命啊！”
“你听不清我的话吗？×××同志死了！”对方颇不耐烦。
“死了？”
他仿佛这才明白“×××同志死了”的意思，那颗激动无比的心咯噔往下一沉，如同坐车过断桥时那种感觉。
“喂！你有什么事啊？”
“没……什么事……特意到北京来看望老首长，没想到……您是……”
“儿媳妇。”
“今年春节前给老首长捎来的礼物……收到了？”
“是您每年托人捎来的啊？收到了，谢谢。您还有话吗？”
“没……有了……”
“再见！”对方挂了电话。
第二天他便乘飞机离开了北京，两只耳朵灌满了三女儿秀红的讥言讽语。她原本是打算从从容容在北京玩几天的，结果连王府井也没逛成。
一回到家里，他就将几个曾替他送过礼物的人传了去，对他们大发雷霆。他的老首长死了，他们居然只字未曾向他汇报！他们唯唯诺诺地解释，他们实是不知。他们说他们都没见成他的老首长，甚至连他的老首长的家人也见不成。他们认为他们将礼物送到了高墙深院的门房，告诉明白了谁谁派他们送来的，就算不辱使命了。
他骂跑了他们，又逼迫三女儿秀红去翻《人民日报》——他怀疑他的老首长并没死，而是老首长的家人不愿接待他。果真如此，他要二次进京！他救过他的老首长的命啊！有他身上的枪疤为证！
秀红翻遍厂办公室订的截至那一天的当年的《人民日报》，没发现父亲的老首长的讣告。
“到市资料馆去！到省资料馆去！翻去年的！翻前年的！翻大前年的！”不容三女儿在家里坐下扇扇风凉，他吼叫着将她赶出门。
傍晚三女儿带回了一份一九八四年的《人民日报》。他的老首长千真万确是死了，白纸黑字，还有遗照。
“老首长，老首长啊！……您病危的时候，怎么也不给我拍加急电报，让我到北京去看看您哇！您临死前，怎么也不叮嘱家人一句，给我个信儿，让我到北京去参加您的追悼会哇！您连让我见您最后一面的机会都不给我……您……您把我小关给忘了啊！”他捧着那份报纸，哭诉不休，泪涟涟如雨。
“爸，您这么大岁数了，害臊不？您这是哭您自己。哭您自己三十来年的自作多情！参加追悼会的那都是些一般人物吗？您小小一个木材加工厂厂长，芝麻官儿，您配吗？哭得人心烦劲儿的！”三女儿秀红极看不惯他那种老小孩儿模样，轻蔑地挖苦他。
他操起手杖要打她，吓得她尖叫着逃入自己的房间，插上了房门。
当天他佩戴黑纱，为他的老首长的死弥补他那一份儿由衷的哀思。
看见的人无不背后议论：“这古怪老头子，犯得着嘛！他那等于是为自己戴的！”
不幸被人们言中，三天之后，他自己也死了。
在无人知无人晓的时刻，坐在他那把巨大而沉重的有轮子的黑皮大转椅里，悄没声儿地就死了。
当然要成立“治丧委员会”的。
“治丧委员会”主任是局党委书记——当然也是“当然”的了。
不知什么人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将姚守义也列入了“治丧委员会”委员之中，而且是第一名。
因为老头子生前对邢副厂长“不感冒”，更因为两家由于儿女之事关系恶化，“治丧委员会”委员中当然便没有邢副厂长。
邢副厂长当然认为是被剥夺了一份荣誉，对主持操办丧事的工会主席大发脾气。
“姚守义他小子有资格当委员，我就没有资格吗？他小子不过是个车间主任，而我是副厂长！这不是故意排挤我是干什么？！”邢副厂长气愤得失去了往日的矜持和涵养，又拍桌子又踢椅子。
工会主席却很矜持很有涵养地解释：“邢副厂长，别拍桌子，别踢椅子嘛！论资格，你当然是该有的。但这是‘治丧委员会’啊，不是别的什么委员会，总得民主点儿，尊重老头子家里人的意思吧？”
“民主？还要不要集中了！现在反对的就是绝对民主化！”
他当即给局党委书记挂电话，提出“最最强烈”的抗议，郑重指出他的威望将受到极大的损害。
没想到局党委书记的回答是，在此类事情上，他赞成民主化，反对集中化。“绝对民主化”一次，没什么了不得的。
邢副厂长愤怒得想摔电话，又不敢。
姚守义也找到了工会主席，虔虔诚诚地替邢副厂长争取当个“委员”。
工会主席让他去找老头子的家属交涉。
老头子的老伴儿倒怪通情达理的，说：“可也是，那就让邢副厂长当个委员呗，既然他那么在乎是不是委员的！”
“让他当个屁！”秀红火了，“死的是我爸，不是你爸！等你爸死了，你再请他当个委员吧！”
第三车间主任灰溜溜地离开了老头子家。
他明白，他那老父亲若死了，就是三揖九叩恳求邢副厂长当个“治丧委员会”委员，邢副厂长可能也是不屑于赏脸的。
他又去向邢副厂长汇报“交涉”结果。
“谁让你替我去交涉的？我求你了吗？你想当面取笑我吗？你别以为你这一次可算在全厂人中出大风头了，把我的威望压倒了！告诉你姚守义，你高兴得太早！乐极生悲！比起你姚守义来，我总算是个在党的人！我不信共产党果真就会舍得把管理一个厂的大权交给一个党外的小子！”邢副厂长非但不领他的情，反而恨他恨得咬牙切齿。
“我操你妈！”他骂了邢副厂长一句，转身便走。若不快走，他怕自己会揍邢副厂长。
市委、市总工会、局里、市“老干部俱乐部”预先派人送来了十几架花圈，通知说有头面人物要来参加追悼会。报社派来了记者采访老头子的生平和革命经历。一切表明，这是木材加工厂有史以来将要召开的最隆重的一次追悼会——因为是木材加工厂有史以来最不可等闲视之的一个人物死了。
厂里的工人们议论：
“嘿，这叫虎死不失威！再过一百年咱们木材加工厂也不会出这么一个跺跺脚惊天动地的人物啦！”
“那用说？死了，还把邢大头治得服服帖帖的！”
“倒抬举了小姚！讣告上那大名排在局党委书记后边啊！”
退了休的守义他爸和晓东他爸，认为义不容辞地应该借此时机表达对老厂长的特殊感情。两位老人主动承担了指挥布置追悼会会场的责任。
于是又有人阴阳怪气地说：“老姚也出马了！这叫‘草船借箭’，老姚那是为小姚当上厂长忙活呢！”
“小姚早就是老头子的干儿了！要不他算老几？凭啥当‘治丧委员会’委员？”
“瞧姚守义那小子装出的一副难过相儿！其实他心里保准高兴着呢！快当厂长了，不高兴骗谁？”
姚守义真是挺难过的。老厂长死了，他才愈发觉得老厂长活着的时候，的的确确是个人情味儿十足的好老头儿。尽管有些霸道，有些主观，有些说一不二。而且，他愈发意识到，老头子是把他看透了的，就像老头子把邢副厂长看透了一样。周围许多活着的人，却并不能看透到他内心里去。
他内心里没那么多狡猾，计谋，溜须拍马的肮脏企图和沽名钓誉，不择手段向上爬的念头。他本质上是个随遇而安的人。
把他看得很透的人死了，把他看得很卑鄙的许多人活着。
许多人愈来愈不相信别人和他们自己是不太一样的人了。因而人人心目中没有了好点儿的人。因而世上仿佛也便没有了好点儿的人。他更其难过于此……
“爸，你别凑这份儿热闹了。让人说闲话！”他希望老父亲也能为他这个儿子着想着想。
“凑热闹？我凑什么热闹啦？老子才不巴望你当官呢！你以为我就是聋子，一句闲话没听到哇？”
“听到了，你就回家去吧，何苦在这儿忙得一身灰一身土的啊！”
“你，你管不着老子！再多嘴老子揍你！”正在钉挽幛的老父亲将锤子一扔，当着些小青工的面，就要揍他这个当车间主任的儿子。
晓东爸连看也不看他一眼，捡起锤子接着钉，还烧火浇油：“揍！这还不揍！凑热闹……有这么说话的吗？！”
可追悼会没开成。
老厂长的家人在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了他亲笔所写的一份遗嘱：“老子死后，不开追悼会。谁动这门儿心思，断子绝孙！”——遗嘱上就这么一句话。有署名，有印章，没日期。
从那张夹在《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中的纸看，显然是早在十几年前写的。因为那张纸的抬头印着一条“最高指示”：阶级斗争是个纲，纲举目张。
如今还没处找到这么样的一张纸。这么样的一张纸相当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文物。
也显然是故意不写日期，留到真快死了的时候添上。而他又死得那么悄然，大概也早把那份遗嘱忘了。但那毕竟是他的遗嘱。谁都觉得没有任何权力任何理由不把它当成回事儿。因为不曾发现另一份遗嘱，声明那一份遗嘱作废。
于是工会主席与其家属紧急磋商，最后“统一了意志”，宣布取消追悼会。“治丧委员会”当然也就白成立了。“治丧委员会”委员们大部分觉得扫兴。
邢副厂长得到消息，脸上的表情顿然开朗。
有几个小青工们也白买了一挂鞭炮。本是预备开追悼会的时候放的，他们认为“那老家伙”早该“给马克思喂马”去了！自从厂门上挂了那两块不怕风雨侵蚀的大木牌子之后，他们一年四季剃光头，以示对“极左”压制“自由”的无言抗议……他们非但比“治丧委员会”委员们更其扫兴，简直是觉得“妈妈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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